关于加快推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工业领域清洁生产的指导意见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加快推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工业领域清洁生产的指导意见
工信部节[2012]11号
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为落实《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高工业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质量的改善，现就加快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工业领域清洁生产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把推行清洁生产作为实施《规划》的重要措施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江西省经济实力最强、人口密度最高、经济活动强度最大的地区，以江西省近30%的国土面积，承载了近50%的人口，创造了60%以上的经济总量。同时，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保护区，不仅承担着调洪蓄水、调节气候、降解污染等多种功能，也是亚洲最大的越冬候鸟栖息地，在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划定的全球重要生态区，是我国唯一的世界生命湖泊网成员，在我国乃至全球生态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在区域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协调和处理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区内工业在江西省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工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全省超过40%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中在生态经济区，2010年区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65.6 %；规模以上重点用能企业年能源消费总量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消费量的66 %左右。区内有色、冶金、化工、建材等重化工业企业比重高，污染物排放量较大；光伏等新兴产业用能增速较快。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工业发展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节能减排任务将更加艰巨。
工业是资源能源消耗、环境污染排放的主要领域。为实现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保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必须贯彻综合防治策略，在推进环境污染末端治理的同时，加大清洁生产推行力度，从生产的全过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促进工业向低消耗、高产出，低污染、高效益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为生态经济区环境质量的根本好转作出贡献。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规划》，以减少化学需氧量、氨氮和有毒有害污染物的产生量为重点，完善标准体系，加强政策支持，强化科技进步，加强宣传培训，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引导与市场作用相结合的工业清洁生产推进机制，全面提高工业企业清洁生产水平，促进生态经济区持续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强化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主体责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促进企业自觉实施清洁生产。
──坚持重点突破与全面推进相结合。选择对环境质量影响较大的重点工业行业、重点企业，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力度推行清洁生产；加强对其他行业、其他企业的指导，全面推进生态经济区工业清洁生产。
──坚持清洁生产审核与技术改造相结合。以审核为切入点，以技术改造为重点，通过强化清洁生产审核，分析和挖掘企业“节能、降耗、减污、增效”潜力，提出并实施清洁生产技术改造项目，实现由“重审核、轻实施”向“审核、实施并重”转变，切实推动企业向清洁生产方式转变。
（三）主要目标
到2015年，清洁生产政策标准体系和管理体系基本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逐步完善，生态经济区内工业企业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主要污染物产生量大幅削减；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比例和技术改造项目实施率明显提升，培育一批清洁生产示范企业和清洁化工业园区。
──清洁生产培训及审核迅速开展。生态经济区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全部完成一轮清洁生产培训。力争区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比例达到60%，其中，钢铁、水泥、氮肥、发酵、造纸、纺织染整、制药、农药、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铅蓄电池、皮革、化工、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等14个重点行业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比例达到100%。
──重点行业、重点园区清洁生产水平明显提高。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报告中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实施率达到80%以上，重点行业80%以上的企业达到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水平。培育一批清洁生产示范企业和3-5个清洁化工业园区。
三、抓紧实施重点任务
（一）分类指导，加快推行清洁生产
根据生态经济区区域功能划分，结合区内工业结构实际，加强宏观指导，提出不同行业、不同区域实施清洁生产的具体目标、任务和路径，分层次、分步骤推进生态经济区内工业企业实施清洁生产。
在滨湖控制开发带，要结合现有企业搬迁政策，引导企业在改扩建过程中采用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在高效集约发展区，要采取自愿、强制相结合的方式，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实施清洁生产。
鼓励年取水量30万立方米以上、年耗能5000吨标准煤以上、重点污染源监控等重点企业，开展自愿清洁生产审核，支持企业与工业主管部门依法签订自愿清洁生产协议，开展清洁生产。对使用或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特别是涉重金属）企业，公布其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依法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并加强对审核项目实施情况监管，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二）加快清洁生产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充分利用生态经济区产业集聚优势，发挥龙头企业、科研院所优势互补的科技创新作用，培育一批省级清洁生产技术产业化示范中心；结合当地工业行业特点，应用和推广一批国家和地方鼓励发展的清洁生产技术，实施一批重点工程。
（三）培育一批清洁生产示范企业和清洁化工业园区
江西省工业主管部门要研究制定省级清洁生产示范企业培育方案，组织认定一批资源能源利用率高、污染物产生量少、科技创新能力强、行业示范作用好的省级清洁生产示范企业，争创国家级清洁生产示范企业。结合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基地和省级生态工业园创建工作，依托铜冶炼、稀土、光伏、半导体照明等产业基础条件好、集聚度高、特色鲜明的园区，研究建立清洁化工业园区的评价指标，发挥标准引领作用，提高企业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促进企业间副产物交换、能量和工业用水梯级利用，实现资源科学利用和废物产生最小化。
（四）完善支撑服务体系
加强清洁生产审核咨询服务机构建设，培育一批业务水平高、管理规范的专业化咨询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清洁生产审核、项目咨询、后评估等服务。加强清洁生产信息沟通交流体系建设，建立省级清洁生产信息和数据平台，及时向社会和企业发布清洁生产政策、管理和技术等方面的信息，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提供服务和指导。
（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建立江西省工业清洁生产专家库，遴选一批专业技术强、服务质量好、职业道德高的清洁生产专家，为政府和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智力支撑。建立长效、开放的清洁生产人才队伍培训体系，分层次、有计划地对政府管理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进行培训，定期培训咨询机构从业人员；支持科研院所、各类社会中介机构开展各种形式的培训，着力提高企业员工和咨询服务人员的清洁生产意识水平。制定详细的宣传方案，充分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进行深入宣传报道，全面普及清洁生产知识，提高全社会对清洁生产的认识，为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四、完善政策体系，保障清洁生产有效实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形成推进清洁生产的合力
江西省工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将工作目标、具体任务分解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各级工业主管部门，强化对企业清洁生产工作的监督指导。协调发改、科技、财政、环保、税务等部门共同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加强监督检查，定期通报执行情况。
（二）加强政策支持和引导
完善配套政策。要研究制定省级工业领域清洁生产审核、评估等方面的规范性文件，指导企业按照规范的流程实施清洁生产，不断提高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质量。
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江西省要建立省级工业清洁生产专项资金，并鼓励区内各级政府建立工业清洁生产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生态经济区内工业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在安排节能减排、技术改造、中小企业发展等专项资金和技术创新性基金时，对清洁生产示范、推广和宣传培训等工作给予支持。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报告中评估通过的清洁生产技术改造项目，特别是签订清洁生产自愿协议中载明的清洁生产项目，省级清洁生产、技术改造等相关财政资金要给予优先支持。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充分利用中央财政清洁生产、技术改造、中小企业等资金渠道，对生态经济区内符合条件的清洁生产技术改造项目给予优先支持。
发挥相关政策激励作用，引导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研究把企业达到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企业享受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节能减排财政资金等政策支持的前置条件的具体措施。
实施绿色信贷。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清洁生产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优先为符合条件的清洁生产项目提供贷款。
（三）完善产业政策，严格项目准入
鄱阳湖流域是长江中下游污染防控的重点流域，江西省工业主管部门要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并将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项目准入、产业承接的重要指标。新建、改建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时，除满足其他政策标准等有关要求外，其相应指标应不低于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水平。
二〇一二年一月九日
美国公司法公司机会原则探析
——以美国缅因州东北海岸高尔夫俱乐部诉哈里斯案为例
杨川仪 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 美国判例法/公司机会原则/信义义务/公司机会判定标准
内容提要: 公司机会原则是普通法国家公司法的重要学说之一，关于公司机会原则的概念问题，学术研究纷繁众多，版本各异。尽管“禁止公司董事或其他高级管理者掠夺公司机会”的禁令在美国公司法律中规定明晰，但是在争议中就如何适用该原则的标准却依然模糊不清。通过回顾美国法院和学界针对公司机会原则产生的相关判例和研究，聚焦美国公司法判定公司机会的若干标准，探析美国公司法公司机会原则的内涵。
美国公司法的基础之一是董事和高级管理者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从而保证股东利益和公司合理经营。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者被赋予经营公司的权利和做出重要商业判断，信义义务则通过法律来约束董事和高级管理者。勤勉义务关注的是做出商业决定的过程，而忠诚义务则是为了避免公司因为与董事或高级管理者产生利益冲突而影响公司经营。忠诚义务主要处理两种类型的利益冲突：掠夺公司机会和自我交易。当董事或高级管理者将本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据为己有并且从中获利时，掠夺公司机会的诉讼就产生了。美国法院发展出了一系列的判定标准[1]，通过审查范围广阔的事实来决定特定的商业机会是否属于公司机会。特拉华州法院审查公司是否对于这个商业机会享有利益或者是有利益期望，并且该商业机会是否属于公司的商业经营范围。公司的财政状况也很重要因为若要认定一个商业机会是公司机会，公司必须有能力进行交易。另外一些法院除了考虑公司的经营能力和财政能力是否允许它使用这个交易机会外，还运用更为广阔的合理性标准来分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者是如何得到机会并且考量他们是否运用了公司资源。美国法学会采用的判断标准则主要集中于信义义务人是否像公司披露了该商业机会并且交由公司的董事会决定公司是否采用这个商业机会。如果公司决定不采用这个商业机会，那么董事或者高级管理者应该可以被允许使用它，因为此时已经不存在董事或者高级管理者违反对公司的信义义务了。
关于公司机会原则与董事和高级管理者对公司负有的忠诚义务的研究已经不胜枚举，对于美国法院和学界关于公司机会原则的介绍也大同小异，本文希望通过对1995年美国缅因州最高法院做出的东北海岸高尔夫俱乐部诉哈里斯案件的介绍，尽可能全面地总结和概括美国法院和学界关于公司机会的判断标准，以探究美国公司法中公司机会原则的丰富内涵。
一、案情简介
南希·哈里斯1971－1990年担任缅因州东北海岸高尔夫俱乐部总裁，该俱乐部实际上是一个主要由高尔夫球场作为资产的公司，俱乐部的重要政策和决策由董事会负责制定和通过。在哈里斯担任总裁时，董事会不时地曾讨论过将通过开发一些俱乐部的不动产来筹集资金的可能性，尽管哈里斯一直都支持这一具有尝试性的发展，但是董事会一直将这种类型的活动排除在外。1979年，罗伯特·森明斯比，吉尔平地产的经纪人（吉尔平地产由三块不连贯分布的位于俱乐部高尔夫球道附近的地块组成）接触哈里斯向其提供吉尔平的一块未使用且临近俱乐部停车场和俱乐部大厅的地块，该地块由俱乐部享有地役权以便从一个球洞到下一个球座，哈里斯立即同意买下这块吉尔平地产，以她自己的名义交付了4.5万美元。哈里斯在交易前并没有向俱乐部披露她买地的计划，她在8月份的年会上告知董事会她已经买下了这块地，并且她以自己的名义持有该地块以“保护”俱乐部的地役权。董事会对哈里斯的购买行为没有采取法律行动。罗伯特·森明斯比作证称，他接触哈里斯是因为哈里斯时任俱乐部总裁并且他相信俱乐部应该有兴趣购买该地块以免该地块开发给高尔夫俱乐部带来损失。哈里斯作证称，她在购买时并没有想要开发该地块，而且直到1988年她才初步形成开发该地块的构想。
1984年，在与东北海岸邮政局长打高尔夫的时候，哈里斯了解到一块由斯姆林吉家族的继承人所有的地块代售。这块斯姆林吉地块三面被高尔夫球场环绕，另一面紧挨一栋房产，无法通向大路。为了买下这一地块，哈里斯指导她的律师接近斯姆林吉家族的继承人，哈里斯称她告诉了许多董事会成员她想要以自己的名义买下斯姆林吉地块，并且在1985年8月的董事会上，哈里斯正式向董事会披露她已经买下了该地块[2]，并表示不打算开发该地块。同样的，董事会对哈里斯买地没有采取任何正式行动。哈里斯向10名斯姆林吉家族继承人买下了地块，共支付6万美元。到1990年，哈里斯又以27.5万美元买下了阻隔斯姆林吉地块进出大路的房产和建筑。1987年到1988年间，哈里斯将地产分为41个部分，14个在斯姆林吉地块，27个在吉尔平地块。显然，哈里斯计划将41个地产中不连续的部分转给孩子，然后留下其他的给自己。1991年，哈里斯和孩子们交换契约以将小地块重新整合成大地块。这时，俱乐部向哈里斯和她的孩子发起诉讼，其时大地块被分为11部分分别由哈里斯和孩子们占有，价值155万美元。1988年，哈里斯仍然是东北海岸高尔夫俱乐部的主席，她和孩子们开始寻求董事会的同意将吉尔平地产下方的布什伍德划分为五个部分，尽管俱乐部董事会得知了这一提议，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采取法律行动，然而，一个由一些董事组成的独立组织以哈里斯违反了当地地域规划条例为由来对抗这次地产分割。在哈里斯辞职后，俱乐部仍然未能成功地抗衡布什伍德的划分。哈里斯及其孩子们对于其他地产的发展计划虽然还不明晰，但是当地地域规划条例允许在现有划分的地产上建设最多11户房产。
在哈里斯开发布什伍德的计划变得明显时，俱乐部董事会针对高尔夫球场附近地产的发展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派：至少有两名董事表示他们相信哈里斯的所作所为是为了维护俱乐部的利益，并且他们对于哈里斯开发布什伍德没有异议，剩下的股东则反对。
特别地，长期担任董事会成员之一的华盛顿律师约翰作证称，哈里斯在购买上述地产时表示不会开发它们，直到1990年一些董事会成员认为哈里斯的地产发展计划将带来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因此，约翰和其他两位董事会成员劝哈里斯辞去总裁职位，1991年4月，在董事会成员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后，董事会授权，对哈里斯提起违反信义义务和为公司争取最佳利益义务的诉讼，新的董事会认为布什伍德的开发违背了公司的最佳利益。俱乐部声称，哈里斯在担任总裁期间购买地产的行为违反了其对公司的信义义务，具体表现为未向公司披露地产购买的机会和分割地产以满足自身未来开发地产的计划。
审判法院在受理此案时判定，因为购买不动产并不属于高尔夫俱乐部的经营范围，所以哈里斯并没有掠夺公司机会，另外，公司当时也缺乏财政实力购买上述地产。法院肯定并强调了哈里斯的好意：哈里斯常年尽心尽力地为俱乐部服务，对俱乐部的发展做出了个人贡献，并且经常给俱乐部财务上的支持。法院认定，哈里斯的地产开发行为和公司的商业经营是协调一致的。
高尔夫俱乐部认为审判法院认定哈里斯在担任总裁期间购买并开发毗邻高尔夫球场地产的行为没有违反信义义务存在错误，提起上诉。由于上诉法院与审判法院在判定哈里斯的行为是否违反公司机会原则时运用的原则不同，上诉法院撤销了审判法院判决。
二、美国主流的公司机会判定标准
由此可见，美国法院对于公司机会的判定有着不同的标准，如何区分并适用这些标准将会影响法院对于同一案例的审判。对于什么样的商业机会属于公司机会，美国各州法院通过判例形成了各自的一套判定标准。
（一）“利益与期待”标准（interestandexpectancytest）
最早赢得司法广泛认可的界定标准是由阿拉斯加法院在1990年对Lagardev. Anniston Lime＆Stone Co.案件审理时确定下来的“利益与期待”标准。该标准的理论推导过程是：公司董事获取的财产具有推定信托的性质，公司机会也是一种具有信托性质的财产，如果公司在获取此种机会时对该种性质的机会享有利害或享有实体期待的话。也就是说，公司机会规则不应当被用来阻止公司董事购买任何可能对公司有用的财产，而仅仅用来阻止他们获得公司需要的或正在努力取得的或者他负有为公司取得义务的财产[3]。法院认为，管理层可以不将从第三方处获得的财产传达给公司，除非该财产属于“公司已存在的利益”或者“公司基于已存在的利益产生合理的期望”[4]。
（二）“经营范围”标准（lineinbusinesstest）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利益与期待”标准时常作为公司“经营范围”标准的补充条件在美国许多州适用，后者是被特拉华州最高法院采用的，在著名的Guthv.Loft，Inc案件中确立下来的最具影响力的判定标准：“如果向董事或高级管理者的提供一个商业机会，而董事或高级管理者所在的公司有资金能够把握，并且该机会从本质上来说是包含在公司的经营范围内且公司能够实际从中获利，同时，公司对这个商业机会有利益或者是合理期望，那么董事或者高级管理者占有该机会将会造成他与公司的利益冲突，法律将会禁止他为私人利益获取该商业机会[5]。”该界定标准的实质问题是究竟商业机会是否“与公司目前进行的商业活动有密切联系…若公司的股东或高级管理者利用机会则会造成他们与公司形成竞争”[6]。
美国特拉华州最高法院认为：“一家公司从事某种机会，并且对提供给它的机会所包含的行为具有基本知识、实际经验和实施能力，就其财务状况来看，这种机会在逻辑上当然适合该公司经营，而且该机会与公司达到合理需求和扩展愿望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认为该机会属于公司的经营范围是适当的。”[7]概括来说，就是董事或高级管理者不得占有这样的商业机会：第一，公司有资金实力把握该机会；第二，这个商业机会属于公司的经营范围并且把握该机会能给公司带来实际效益；第三，公司对于这个商业机会抱有兴趣或者对其有合理期待，而当董事或者高级管理者占有该机会会导致他与公司的利益冲突；第四，从公平性的角度来说，这个机会应当属于公司[8]。
（三）“公正性”标准（fairnesstest）
1948年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在Durfeev.Dufee＆Canning，Inc.案件中采用了另一种判断标准，即美国学者白兰廷的“公平性”观点：“适用公司机会原则规制的真正前提是在特定情况下，作为公司信义义务人的董事将本该由公司获利的商业机会据为己有，谋取私利，这种侵犯公司利益的行为对公司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这就要求在适用公司机会原则时应当从伦理道德的标准出发，来判断董事的行为是否是公平、公正的[9]。”白兰廷列举了七项要素作为实施“公平性标准”的具体事实要素[10]：第一，该机会是否具有特殊的或独特的价值，或者说它是否为公司的业务发展所必需；第二，该机会是否基于公司高级职员这一职位所知悉的；第三，公司是否积极地追求这一机会，如果是，那么公司是否已经放弃了这一努力；第四，该高级管理者是否有明确的职责为公司获得这一机会；第五，为取得或开发这一机会他是否使用了公司的资金或设施；第六，他利用这一机会是否使得公司处于不利的地位，他是否有将此机会转售给公司的意图；第七，公司是否有足够的能力、财力及其他条件来利用这一机会。
（四）“两步分析法”标准（two－stepanalysistest）
1974年，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在审理Millerv.Miller案件时，选择将“经营范围”标准与“公正性”标准结合起来的“两步分析法”标准。“两步分析法”的运作机理是：首先根据业务范围标准确定某一商业机会是否是公司机会，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再进行第二步，判定被告是否违反了善意、忠诚及公平交易的义务[11]。
三、美国学界对公司机会判定标准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