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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办理民商案件防范刑事风险皱议

王克先


[内容摘要] 律师对办理刑事案件的风险己有认识，而对办理民商案件的刑事风险却远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因民事诉讼犯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其中不乏律师。实践中，律师办理民商案件还应小心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罪、非法集会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罪，等等。因此，律师应当有独立人格，不要受当事人的影响，不能为了几个钱而不顾一切，千万不要取胜心切，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依法执业，身正自然不怕影斜。

[关键词] 律师；民商案件；刑事风险；防范


一、引言。
　　一位资深律师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你要当律师，千万别办刑事案件；如果你要办刑事案件，千万别取证；如果你要取证，千万别取证人证言。如果这一切你都做不到，你就自己到看守所报到吧。尽管这番话有戏谑的成分，也有些偏激，但却反映出很多律师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恐惧心理，同时说明律师对刑事案件的风险己有充分认识。而对民商案件（包括行政案件）中的刑事风险却远未引起律师足够的重视。既然我们是律师，就应该了解律师执业有哪些风险。如果律师连自己也不能保护，就更谈不上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了。本文主要从证据犯罪出发分析律师代理民商案件的刑事风险。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诉讼已成为人们解决争议的最重要方式。刑事诉讼的严肃常常使伪证者望而却步，因为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在当事人，往往让人觉得有机可乘。不知从何时起，民事诉讼的伪证就像地下的暗流涌现出来，当前，虚假诉讼案件有明显蔓延之势，全国各地都先后出现了虚假诉讼案件。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查处的三起虚假诉讼案例数额特别巨大，最多的达到6000余万元，最少的也达到450余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8年5月，浙江法院经审理确认属于“虚假诉讼”的案件107件。浙江省东阳市法院近90%的办案法官表示曾接触过该类案件，80%表示该类案件有逐年递增的趋势。虚假诉讼不仅严重侵害了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严重妨害了正常的司法活动，也极大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社会危害性很大。
二、律师因民事诉讼被追究刑事责任。
　　民事诉讼伪证现象，己引起执法者的重视，以前，民事诉讼伪证被发现，其后果一般只限于否定证据的效力，极少对行为人采取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更谈不上追究刑事责任。但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民事诉讼伪证者受到了刑事惩处，本来这很正常，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惊讶的是作为法律工作者的律师因办理民商案件被追究刑事责任。以下是几起公开见之媒体的案例：
（一）帮助伪造证据案：
1、律师翁某、吴某帮助伪造证据案：1998年11月，亚源公司从浙江某公司购进摩托车销售，后有消　　费者因不能上牌等原因要求退货。亚源公司经理徐某与律师翁某商量后伪造了证据，翁某虚构了19名消费者撰写了起诉状，起诉亚源公司和浙江某公司以期挽回损失。徐某又请律师吴某制作虚假调查笔录，伪造原告的委托书，作为19名虚假原告的代理人参加诉讼。徐、翁两人则作为亚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出庭应诉。法院判决19名虚假原告胜诉，获得双倍赔偿。后因他人举报而案发。一审法院以帮助伪造证据罪分别判处翁、徐、吴三人有期徒刑二年、一年零六个月和一年。三人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律师罗某帮助伪造证据案：浙江省宁海县律师罗某在保险合同纠纷中担任宁海某化工厂诉讼代理人时，以欺骗、伪造等手段，帮助该化工厂伪造证据。后案发，2001年11月，宁海县人民法院认定罗某犯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
3、律师何某帮助伪造证据案：四川省射洪县律师何某明知于某的欠款已收回，欠条原件在法院档案，仍在该欠条复印件上签署了“复印属实”，并与其所伪造的证人证言一起在法庭上出示，以证实于某的欠款经催收未归还且未超过诉讼时效。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以何某犯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何某不服，提起上诉，2005年2月，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律师严某帮助伪造证据案：2007年3月初，浙江省诸暨市某医院的护士谢女士收到浙江省绍兴县法院送来的传票，称其欠他人款额65万元。谢女士感到突然，“我与原告王女士素昧平生，何来借钱一事？”。但 “借条”上面清楚地写着“今借到王女士人民币累计现金65万元整。具借人：谢女士”。2007年5月28日，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谢女士称，她从来没有向王女士借过钱，王女士向法院提供的那份借条是经人变造而成的。谢女士说，她曾经在一张纸条上签过自己的姓名，当时该纸条只有右下角上有几个字：“付现金11万”，那是案外人王某所写，现在王女士出示的这张借条上的其他字都是王某事后添加上去的。谢女士虽然提出了抗辩，却未能在法庭上出示任何证据，而且未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内对借条提出鉴定申请，因此法院对王女士提供的借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于同年6月20日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谢女士归还王女士65.35万元。一审判决后谢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但由于她未在法定期限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8月7日作出裁定，按谢女士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谢女士输了官司又失去了上诉的机会，却不甘心。她向绍兴县人民检察院反映了这一情况，检察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调查取证，结果发现王女士与谢女士素不相识，且王女士不具备借给他人65万元的能力，倒是王女士的老板王某曾通过王女士汇钱给谢女士。王某供出了骗取字条的实情，以及事后在严律师建议下将“收条”变成“借条”的事实：2007年2月5日晚上，王某邀请谢女士来到市区一家五星级酒店房间，王某将11万元现金交给她。交钱之时王某说：“我给你这么多钱了，你这次打个收条吧。”王某在一张白纸的右下角写了“付现金11万”几个字，然后让谢女士签了名。谢女士签好字后倒头便睡。王某乘谢女士不备，将11万元现金和该纸条拿走，并在纸条的空白处加上了“借条，今借到王女士人民币现金累计65.35万元整，分期归还如下……”等内容。王女士则供认是老总王某和律师严某叫她在诉状上签名、捺手印的，当时，她曾提出自己并不认识谢女士又何来借贷关系，但王某和严某却对她说没事。
绍兴县检察院对此案提起抗诉，法院撤销了原判。王某和律师严某被追究刑事责任，王某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律师严某犯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十个月。
（二）妨害作证案：
　　律师周某妨害作证案：2008年2月14日，深圳市某房地产集团向宝安公安分局报案，公司原法律顾问湖南律师周某之妻肖某兰向法院起诉了该集团，称肖某兰与该集团签有售房合同，而该集团无权售房并且“一房二卖”，要求双倍返还已交房款共计5396710元。公司认为周某是利用工作之便伪造了证据，宝安区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并通知该集团应诉，请求公安机关查清事实，依法保障公司的合法权益。
　　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07年12月，周某被集团解雇后心存不满，顿起报复之意。随后，周某在集团内部网站查到集团某某城三期两套房产的业主资料，并于2008年元旦前后，到宝安区福永街道某超市找到一个女文员，骗其在两张空白收款收据（盖有深圳市某某房地产集团财务专用章）上填写：肖某兰于2007年4月23日和4月25日分别付款人民币150万元和119．8355万元，购买宝安区西乡大道某某城两套房产。2008年1月2日，周某以其妻肖某兰的名义起诉深圳市某房地产集团，要求双倍返还已交房款共计人民币5396710元。
　　2008年4月4日，周某因涉嫌妨害作证罪被宝安警方依法逮捕，肖某兰因涉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被依法逮捕，5月14日，该案被移送宝安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宝安人民法院将于近期对此案开庭审理。
（三）其他案件：
　　除了上述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律师在代理民事诉讼还应小心涉嫌其他罪名。如：北京律师朱久虎因代理陕北民营石油企业诉当地政府行政案件，于2005年5月26日凌晨在陕西省靖边县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涉嫌的罪名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和非法集会罪，同年6月22日被逮捕。受朱久虎家属委托，北京律师多次远赴靖边县为朱久虎提供法律援助，但是当地警方都以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为由不批准会见。在北京律师和一些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下，朱久虎于同年9月20日取保候审回到北京。靖边县检察院在一个月后对朱久虎作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据说，当时靖边县有关方面已经准备将对朱久虎进行劳教。
　　再如，北京律师孔某、战某，被控未严格审查贷款申请人资格，导致银行被骗5亿余元，犯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又如，律师张某为农民代理不服土地征用执行案件，以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罪惹祸上身。
三、何谓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有人惊呼，继《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刑法》第307条规定的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成为悬在律师头上的又一把“达摩克斯利剑”。
　　笔者认为，上述律师触犯刑律，除了其自身素质外，与缺乏相关法律知识不无关系。很多当事人，甚至一些专家学者、一线执法人员都错误地认为，民事诉讼伪证不构成犯罪。所以我们更有必要学习掌握《刑法》第307条的规定。　　
（一）妨害作证罪
　　妨害作证罪，是指采用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行为。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非法阻止证人依法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
　　行为人非法阻止证人依法作证，具体可采用暴力方式如绑架等方法使证人人身自由受到严重限制甚至丧失自由而无法作证；或者对证人进行威胁使证人不敢作证；或者采用金钱、财物或其他利益，或许诺钱财或其他利益使证人不愿作证；或者采用引诱、唆使、劝说来说服证人不要作证；还有利用职务等身份迫使从属部下不要作证等等。
　　行为人指使他人作伪证，具体可用胁迫的手段来实施，可以采用贿买的办法，也可以采用唆使、引诱的方法，还可以采用具他手段如利用职务迫使下属作伪证等。
　　本罪是行为犯，只要实施了妨害作证的行为，即构成犯罪，情节严重是本罪的加重情节。所谓情节严重，主要是指行为人实施的妨害作证行为严重，侵害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活动，甚至使之无法进行；或者采取的手段极其恶劣；或者产生严重的后果，如造成冤、假、错案；或者经教育后，行为人仍继续实施妨害作证行为，等等。
　　妨害作证罪发生的时间、空间较广。从时间看，既可以发生在诉讼活动中，也可以发生在诉讼提起之前，因为在这一阶段，行为人实施有妨害作证的行为，同样会影响以后即将发生的诉讼活动，也即实质上仍会侵害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活动。从空间看，可以发生在刑事案件、民商案件中，也可以发生行政案件中，这里所说的案件是指诉讼案件，不包括没有进入诉讼的违纪案件、行政案件等。
　　犯妨害作证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帮助伪造证据罪
　　帮助伪造证据罪，是指在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行为。
　　这里的当事人，既包括刑事诉讼的当事人，又包括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还包括行政诉讼的当事人。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
　　所谓帮助，是指为当事人伪造证据准备工具、扫除障碍、出谋划策、提供条件、撑腰打气、坚定其伪造证据的信心等。既可以表现为体力上的、物质上的帮助，也可以表现为精神上的、心理上的支持。既可以是在诉讼中，有时也可以是在诉讼前。
　　所谓伪造，是指编造、制造根本不存在的证据或者将现存证据篡改、歪曲、加工、整理成违背事实真相的证据。
　　本罪为情节犯，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的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能构成犯罪。虽有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的行为，但如不属于情节严重，也不能以本罪论处。所渭情节严重，则主要是指动机卑劣的；多次进行帮助的；帮助重大案件的当事人的；因其帮助行为导致诉讼活动无法进行、中止的；造成错案的；影响恶劣的；等。
　　犯帮助伪造证据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帮助伪造证据罪的兄弟罪名帮助毁灭证据罪，除了客观方面表现为帮助当事人毁灭证据，其它与帮助伪造证据罪同。
关于企业破产时其保证人行使追偿权的几点思考

云南兴彝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 勇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之间竞争异常激烈，因而企业的破产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然而，企业破产时，其保证人的权利能否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却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旨在对企业破产时其保证人在行使追偿权方面的一些问题作几点思考。
根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的规定，破产企业保证人追偿权的行使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形：
一、 替企业还债后（事后）行使追尝权
它指的是企业作为债务人在无法偿还自己的到期债务（比如已到期的银行贷款或者向其它单位或个人借的款）时，作为企业的保证人替企业还了债，即承担了保证责任后，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债权关系，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保证人可以随时对被保证人（即该企业）行使追债权（也即向该企业索要自己曾替它偿还的债务），而当该企业自己提出破产申请或被其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并被法院受理后，对于保证人而言，行使追债权的途径就只有一条，即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通过破产程序来获得清偿。对此，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破产法》（试行）中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定，该法第十三条规定：“所有债权人均为债权人会议成员......债务人（即破产企业）的保证人，在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后可以作为债权人，享有表决权。”，该法第九条规定：“......债权人应当在收到通知后一个月内，未收到通知的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这就表明在企业破产宣告以前,保证人曾替企业(即债务人)还过债的,保证人可通过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来行使对该企业的追债权,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讨论的重点在第二种情形。
二、 替企业还债前（事前）预先行使追偿权
就是指在企业的破产宣告之前，虽然破产企业（即债务人）的保证人还不曾替破产企业还过债，但将来在破产企业通过破产程序无法满足其债权人的清偿要求时，基于我国《〈担保法〉及其适用问题的解释》之相关规定仍需承担保证责任，故保证人的权利只能通过预先行使追偿权（即预先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来实现。对于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已有规定，该解释第四十四条规定：“保证期间，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债务人既可以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保证人仍应承担保证责任。债务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这就表明：第一，破产企业的债权人对于实现债权的方式有选择权，既可通过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来实现，也可通过向破产企业的保证人主张权利来实现。第二，即使破产企业的债权人选择了通过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债权，对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那部分债权还可以对破产企业的保证人提出清偿要求，只不过必须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而已。由此不难看出，对于有保证人的破产企业的债权人而言，其债权的实现有充分的法律保障。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破产企业的保证人对破产企业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那一部分债权承担了保证责任后，回过头来才发现自己竟然不知道如何对已终结破产程序的破产企业行使追债权。也许有人会说，只要当初允许破产企业的保证人在破产企业的债权人已申报债权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预先申报债权来预先行使追债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遗憾的是，这种办法根本行不通。因为我国法律并没有这样的规定，相反，在《担保法》解释的第四十五、四十六条却有着这样的规定：“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破产，既未申报债权也未通知保证人，致使保证人不能预先行使追债权的，保证人在该债权在破产程序中可能受偿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45条）这条规定本身没有错，但它却传递出这样一层意思：“如果我（保证人）知道你（债权人）没去申报债权，我就可以去预先申报债权，以此来预先行使追偿权，因为今后我可能要替他（破产企业）向你（债权人）还债，然而你却不通知我你没去申报债权，使我失去申报债权的机会，所以法律要惩罚你（即我在你的债权在破产程序中可能受偿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债权人已经申报了债权，那么保证人就不能再预先申报债权。该解释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恰恰证明了这种理解是对的，它是这样规定的：“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的破产案件后，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各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应当作为一个主体申报债权，预先行使追偿权。”，该条表明，保证人预先行使追偿权的前提仍然是债权人未申报债权。那么，第一，法律为何不规定债权人已申报债权的情况下，保证人也同样可以再预先申报债权，以此来预先行使追债权，却偏偏要规定保证人对在破产程序中债权人未受清偿的部分仍要承担保证责任呢？第二，破产企业的债权人为何对实现债权的方式拥有选择权？第三，应如何看待保证这一担保形式及其保证人无法向破产企业要回的债权？
关于第一、二个问题，请看下列：
某企业有甲、乙两个债权人，其中，甲的债权为100万元，由丙作为该企业的保证人，乙的债权为200万元，无任何担保，现该企业提出破产申请并被法院受理，假定该企业在拨付费用、所欠职工工资和劳保费用、所欠国家的各种税金后，剩余财产有30万元。那么让我们分析以下三种不同情况下保证人实际承担的保证责任。
（1） 甲向法院申报100万元的债权
在此种情况下，根据我国《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当破产企业的财产不足以满足同一顺序清偿要求的，应按比例分配。现30万元的剩余财产不足以满足甲、乙两人的清偿要求，应按比例分配，在破产程序中，甲分得：30×［100÷〔100+200〕］＝10（万元）。
根据前述《担保法》司法解释44条的规定，保证人还应对债权人甲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那部分债权承担责任，即保证人丙应替破产企业清偿100-10＝90（万元）的债务。
（2）甲向法院申报债权的同时，丙也向法院预先申报债权
设丙预先申报的债权数额为X，若甲申报的债权数额为100万元，则在破产程序中，甲分得的财产数额为：30×［100÷〔100+200〕］＝10（万元），则丙预先申报的债权数额X＝100-10＝90万元，而此时，甲、丙申报的数额为100+90＝190万＞100万，显然不合理，故只能是甲、丙共同申报100万元，若丙申报90万元，在破产程序中，丙可分得：30×［90÷〔100+200〕］＝9（万元）。
而甲只能申报10万元，在破产程序中，甲可分得：30×［10÷〔100+200〕］＝1（万元）。
故保证人丙应替破产企业偿还100-1＝99万元，扣除已预先分得的9万元，丙实际替企业偿还了〔100-1〕- 9＝90万元。
（2） 甲直接向保证人丙求偿且告知丙向法院预先申报债权
则同理，在破产程序中，丙预先分得：30×［100÷〔100+200〕］＝10（万元）。
而保证人丙要替破产企业偿还100万元，扣除预先分得的10万元，丙实际替破产企业偿还了100-10＝90万元。
（1）、（2）表明，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情况下，保证人预先申报债权与否对于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数额而言，结果完全一样，即保证人实际替破产企业还的债都是90万元，同时，若保证人不对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承担保证责任，则债权人有否担保其结果毫无不同，这显然与我国《担保法》强调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宗旨不符，这就是法律为何不规定债权人已申报债权的情况下，保证人也同样可以再预先申报债权，以此来预先行使追债权，却偏偏要规定对在破产程序中债权人未受清偿的部分，保证人仍要承担保证责任的理由。
（1）、（3）表明债权人选择申报债权与选择直接向保证人求偿而让保证人申报债权，对于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而言，结果完全一样，即债权人的100万元债权同样可得到完全清偿（当然，保证人要有代偿能力），保证人替破产企业偿还的债务还是90万元，这也与前述第一种情况即替破产企业还债前（事前）行使追债权的结果一样，即如果保证人曾今替破产企业还过100万元债务的话，那么在上述案例中，该保证人可申报债权，通过破产程序获得10万元的清债，这样，该保证人实际替破产企业还债的数额还是90万元，这就是《担保法》司法解释44条为何要规定“保证期间，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理由。
关于上述第三个问题，笔者认为：首先，不能放弃保证这一重要的担保方式，否则，今后还有谁会为企业借贷或筹资提供保证担保呢？而缺少了保证这种担保形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可能会因资金困难而受严重影响尤其是对于那些高科技企业更是如此，因为高科技企业在起步阶段往往需要通过借贷来筹集货币资本而自己又没有多少可供抵押的财产，此时请其他单位或个人作其担保人是最佳的担保方式，但现在却因保证人担心将来一旦高科技企业破产，自己作为保证人要替它清偿债务，而自己又无法以一种合法有效的方式尽可能实现债权故不愿意担保，使得高科技企业难以找到保证人。高科技企业的优势在于人才、技术而不在于货币资本是众所周知的，但它又少不了起步阶段的货币资本，此时却由于找不到保证人的原因而得不到起步阶段的货币资本，使得将来有可能成为“中国的微软”的那些高科技企业因“缺奶”而过早夭折，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事啊！
其次，必须肯定，保证人替破产企业还过债后，无法向它要回的债权（如上例中丙的90万元）是保证人对自己的保证行为所承担的风险，这是当初保证人在为破产企业提供保证时就应该考虑到的法律后果。也就是说，想凭借通过行使追偿权去实现自己曾因替破产企业还债而形成的债权，对于任何担保人而言，都是不现实的。
也许有人会说，当初保证人在为破产企业提供保证时应要求破产企业提供反担保，以此来降低保证人的风险，而我不禁要问，如果破产企业当时有能力提供反担保的话，为什么还要请保证人为自己担保呢？所以，笔者认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醒担保人应加强担保前对债务人的调查与预测（如调查其经营方向、发展趋势、经营业绩、领导者和员工的素质等），认清不同情况下保证人权利义务的不同（要知道替法人型企业担保与替自然人或非法人组织担保有着根本区别，为后者担保还有一线希望去行使追偿权，即一旦该自然人或非法人组织的成员，如合伙企业中的合伙人，恢复清偿能力，保证人便可向其追尝），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寻找一种合法有效的方式来降低保证人的风险（例如，按地区和行业组建一个机构作为保证人，让企业遵循自愿原则投入一定比例的资金，成为担保基金，凡是加入该机构的企业在贷款时，可由该机构提供保证担保，出资越多的企业，贷款时能够得到担保的数额越大，这样，保证人的风险就因分散而降低了；再如，保证人在为债务人担保时，保证人应要求债务人多请一些保证人共同担保，以此来降低自己作为单个保证人的风险），使保证这一担保方式能够长期存在下去，并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主要参考资料：
1《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法律法规汇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作者E－mail：sophych@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