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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商标与原注册商标及他人在先商标均构成近似时，一般应考虑原注册商标与他人在先商标是否构成相同或近似商标、该关联商标的使用及知名度情况、该关联商标系已注册商标还是待注册商标等因素。
　　一、在原注册商标上申请注册关联商标的审查原则 所谓在原注册商标上申请注册关联商标，是指申请人在其已注册商标或在先申请注册的商标的基础上，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申请注册与该已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该在先已注册商标或在先申请注册的商标可以统称为在先商标，在后申请注册或获准注册的关联商标与其关联性主要表现在，二者已构成使用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且其申请人或权利人相同或具有某种关联关系。 在原注册商标上申请注册的关联商标如果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商标法》）绝对禁止注册条款，如违反《商标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应不予核准注册，已经注册的应依法撤销其注册。当然，申请人在原注册商标上申请注册关联商标，如果没有其他违反《商标法》上述规定的绝对禁止注册条款，一般应核准或维持其注册。这是因为《商标法》第二十八条仅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同他人在先申请注册的商标构成使用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时应驳回注册申请，并不包括申请注册的商标同申请人在先申请注册的商标构成使用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的情形。 但是，在原注册商标上申请注册的关联商标虽然没有违反《商标法》的绝对禁止注册条款，但如其与他人在先申请注册的商标构成使用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或者与他人在先使用并具有一定影响的未注册商标构成使用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可能损害他人在先权利时，其与原注册商标的关联性则可能影响到对该商标是否应获准注册或是否应维持注册的审查判断。一般说来，如果该关联商标与他人在先商标构成相同或近似商标时，则应综合考虑该关联商标与原注册商标及他人在先商标的相似性、各商标的申请时间、注册时间及使用与知名度状况、原注册商标的效力状况、该关联商标是已注册商标还是申请注册的商标等因素，既不宜以该关联商标与原注册商标的关联性就不顾其与他人在先商标的相似而一律核准其注册，也不宜仅以该关联商标与他人在先商标构成使用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就不顾其与原注册商标的关联性而一律驳回其注册申请或撤销其注册。 二、关联商标与原注册商标及他人在先商标均构成近似时应充分考虑关联商标与引证商标的使用及知名度情况 关联商标与原注册商标及他人在先商标均构成近似时，一般应考虑原注册商标与他人在先商标是否构成相同或近似商标、该关联商标的使用及知名度情况、该关联商标系已注册商标还是待注册商标等因素。一般说来，在原注册商标与他人在先商标原本不构成使用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但该关联商标指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分别与原注册商标及他人在先商标构成使用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时，则该关联商标的使用尤其是他人在先商标的使用对该关联商标是否应被核准注册或者是否应维持注册将产生较大影响。 在“好迪康”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中， 四川迪康科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成都迪康公司）拥有的“迪康”商标于1997年5月13日获准注册，核定使用于第3类香料等商品。广州市好迪化妆品有限公司（简称广州好迪公司）的“好迪”商标于2000年1月21日获准注册，核定使用于第3类洗面奶等商品。成都迪康公司于2001年5月28日申请注册被异议商标“好迪康”，指定使用于第3类浴液等商品。广州好迪公司就被异议商标提出异议，商标局与商标评审委员会均裁定被异议商标予以核准注册。广州好迪公司不服该裁定并申请复审,且针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提起诉讼。法院认为，判断两商标是否相同或相似，主要从商标的文字字形、读音、含义相似等方面判断，尤其要注意判断两商标分别使用于相同或类似商品时是否容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误认或者认为二者具有特定联系。本案被异议商标由文字“好迪康”组成，引证商标由文字“好迪”和一椭圆形图形组合而成。对相关公众而言，商标中起主要识别作用的通常是可以呼叫的文字部分，故文字“好迪康”为被异议商标的主要识别部分，“好迪”为引证商标的主要识别部分，其在相关公众认知商标时起主要作用。“好迪”与“好迪康”仅在字体上存在差别，故被异议商标完整包含了引证商标的主要识别部分。由于“好迪”与“好迪康”均为臆造词，并非固定搭配，被异议商标仅在“好迪”二字后增加“康”字，并未产生区别于“好迪”的新的含义，并鉴于引证商标在化妆品等商品上具有较高的知名度，相关公众极易认为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性。因此，被异议商标的标识与引证商标的标识相近似。
　　在该案中，法院综合考虑了本案属于异议复审案件且缺少被异议商标的使用证据、成都迪康公司在先注册的“迪康”商标与广州好迪公司注册的“好迪”商标未构成使用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迪康”商标与“好迪”商标的注册时间等因素。特别是考虑到虽然被异议商标“好迪康”与成都迪康公司在先注册的“迪康”商标虽然属于近似商标，但广州好迪公司在被异议商标申请日前注册的“好迪”商标已经具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被异议商标尚未大量使用且处于申请注册状态，如果核准被异议商标的注册必然会引发消费者对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的混淆，故最终认定被异议商标不宜核准注册。 三、在原注册商标基础上申请注册的关联商标由于《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的调整导致其与他人在先商标构成近似商标时可不撤销其注册 在原注册商标的基础上申请注册的关联商标被核准注册时，其标识虽与他人在先商标相似，但因其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未构成《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中规定的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该在先商标一般不影响该关联商标的核准注册。但是，在该关联商标被核准注册后，基于《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的修改等客观原因，造成关联商标指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与他人在先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构成类似商品或服务，此时该关联商标与他人在先商标虽然已构成使用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仍不宜简单地据此撤销该关联商标的政策。 在“洁柔”商标争议行政纠纷一案中，第734525号“洁柔及图”商标（见下图）系屈炯森于1995年3月14日获准注册的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卫生巾，该商标于2005年3月13日因到期未续展已由商标局注销。争议商标系屈炯森于2002年3月13日申请并于2004年2月7日获准注册的第3112825号“洁柔”商标（见下图），核定使用商品为第5类卫生巾等商品。引证商标二的核准注册日为1998年12月7日，核定使用商品为第16类卫生纸、纸巾等商品，商标注册人为中顺洁柔公司。引证商标三的核准注册日为1999年2月7日，核定使用商品为第16类卫生纸、纸巾等商品，商标注册人为中顺洁柔公司。2008年8月25日，中顺洁柔公司提出对争议商标的撤销注册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争议商标指定使用的卫生巾商品与引证商标二、三指定使用的卫生纸等商品构成使用在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裁定撤销争议商标在卫生巾商品上的注册。一审法院维持了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屈炯森拥有的第734525号商标申请注册日为1993年9月27日，有效期至2005年3月13日。该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为卫生巾，屈炯森在该商标有效期间，保留了原商标的主要部分即“洁柔”文字部分，加以改动之后，在同类商品上重新申请了争议商标，争议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也包括卫生巾，屈炯森主观上没有放弃“洁柔”商标的意图，可以视为是对第734525号商标权利的延续。虽然2002年8月修改《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时将第5类“卫生巾”商品与第16类“卫生纸”等商品划分为类似商品，但根据第734525号商标及争议商标在申请注册时适用的《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卫生巾商品与卫生纸、纸巾等商品不属于类似商品。争议商标一直实际使用在卫生巾商品上，相关消费者对争议商标具有了一定的认知度，本着公平原则，从尊重历史角度，保留争议商标有利于维护市场秩序的稳定。二审法院遂改判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 选自http://www.cylunwenw.com在该案中，法院综合考虑了争议商标与原注册商标使用的历史状况及持续使用情况，特别是考虑到在争议商标申请注册时争议商标指定使用的卫生巾商品与引证商标核定使用的卫生纸等商品在当时适用的《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中不属于类似商品，在争议商标申请注册后由于《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的调整才导致争议商标核定使用的卫生巾商品与引证商标核定使用的卫生纸等商品属于类似商品，为保护争议商标权利人及社会公众对已生效行政行为的信赖利益，并考虑到争议商标及原注册商标的持续使用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区分，最终认定不宜撤销争议商标的注册。 四、在原注册商标基础上申请注册的争议商标更近似于引证商标时可以撤销其注册 注册商标之间通常是相互独立的，关联性只是其独立性的例外而已。在原注册商标上申请注册关联商标，虽然该关联商标与原注册商标构成相似商标，但如果该关联商标与他人在先商标同样构成使用在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且在近似程度上该关联商标相对而言更近似于他人在先商标而不是原注册商标，则可以该关联商标与他人在先商标构成使用在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为由撤销其注册，而不能仅仅因为商标注册人拥有在先注册商标，就维持与之有联系的在后商标的注册。 在“彩虹RAINBOW及图”商标争议行政纠纷一案中， 永记造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永记造漆公司）拥有的第131415号商标（见下图）于1979年10月31日获准注册，核定使用在第2类“油漆”商品上，但该商标因专用权期满未申请续展而于2006年12月12日被依法注销。引证商标系南通雄鹰涂料有限公司（简称南通雄鹰公司）拥有的第170496号“彩虹牌CAIHONGPAI及图”商标（见下图），其申请日为1982年6月16日，并于1983年3月1日获准注册，核定使用于第2类“聚醋酸乙烯乳胶漆涂料”商品，其注册商标专用权期限经续展至2013年2月28日。争议商标系永记造漆公司2001年1月19日申请注册的第1740936号“彩虹RAINBOW及图”商标（见下图），并于2002年4月7日获准注册，核定使用于第2类油漆等商品，专用权期限至2012年4月6日。2006年3月28日，南通雄鹰公司以争议商标与引证商标构成使用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为由，请求撤销争议商标的注册。商标评审委员会认为该撤销理由成立，裁定争议商标予以撤销。法院认为，商标近似，是指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近似，或者立体形状、颜色组合近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在先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本案中，引证商标与争议商标均为图文组合商标，虽然二者在图形部分存在差异，但由于引证商标与争议商标中显著识别部分即中文文字中均含有或仅含有“彩虹”二字，故二者在商标主要识别部分的文字字形、读音和含义均十分近似，已构成近似商标。类似商品，是指在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方面相同，或者相关公众一般认为其存在特定联系，容易造成混淆的商品。引证商标核定使用于聚醋酸乙烯乳胶漆涂料商品上，争议商标核定使用于油漆、防火涂料等商品上，二者核定使用的均为涂料或油漆类商品，它们在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等方面均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故争议商标与引证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应判定为类似商品。据此，争议商标与引证商标已经构成核定使用在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永记造漆公司虽主张争议商标的注册是对其原注册商标的沿袭和继承，但不同的注册商标其专用权是相互独立的，一般不存在注册商标专用权之间的承继和延续问题。本案无论是对已经失效的第131415号商标还是争议商标，永记造漆公司既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经在中国大陆地区对二者进行了实际使用并因此而使之产生了较高的知名度，又未举证证明通过其长期、大量的使用行为使争议商标建立起了较高的市场声誉和相关公众群体，亦未提交已经存在相关公众可以将争议商标与引证商标给予清晰的市场区分的证据，且第131415号商标标识与争议商标并不完全相同，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争议商标是对已经失效的第131415号商标所承载的任何商业信誉的沿袭和权利的继承。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二审法院遂维持了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 该案中，法院综合考虑了争议商标与引证商标及原注册商标的注册、使用及知名度状况等因素，特别是考虑到争议商标与原注册商标并不相同，相对于而言争议商标更近似于引证商标，且商标权人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对原注册商标或争议商标的使用及市场知名度状况，最终维持了商标评审委员会撤销争议商标注册的裁定。
　　法院认为，判断两商标是否相同或相似，主要从商标的文字字形、读音、含义相似等方面判断，尤其要注意判断两商标分别使用于相同或类似商品时是否容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误认或者认为二者具有特定联系。
　　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争议商标指定使用的卫生巾商品与引证商标二、三指定使用的卫生纸等商品构成使用在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裁定撤销争议商标在卫生巾商品上的注册。


刑事侦查立案标准论

顾富昌 李学高


立案，是刑事侦查活动的开端,没有立案则无所谓破案。立案工作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标准问题。有了规范的、统一的、可操作性强的立案标准才能做到科学立案，统计准确，全面、客观地反映一地区某时间段的社会治安状况，反之则不然。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刑事侦查立案标准的制定工作不容乐观，存在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当前的刑事侦查立案工作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注：刑事立案涵盖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的相关工作，内容丰富。本文仅立足于对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的立案标准进行调查研究，阐述观点。人民法院受理刑事自诉案件的立案标准及刑事立案方面的其他内容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



一、存在问题

规范紊乱 标准不一
规范紊乱，标准不一是当前刑事侦查阶段立案工作的重要特征。刑事立案的总标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其涵义有三：一、认为有犯罪事实；二、认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三、属于受理机关管辖。但在实际执行中，其具体表现形式呈现出了多样性。
有些标准是从有利于案件的侦查角度出发而制定的，这些案件破了后就该起案件而言是不能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我们不妨称之为侦查标准。如：公安部于1991年1月16日颁布实施的《扰乱社会秩序等六类刑事案件立案标准》“ 六、赌博案 以牟利为目的，聚众赌博的；或一次赌博赌资在一千元以上的。”后一种情形已经不切合当前的办案实践。但是，由于公安部未明文规定废止，也没有作出修正，有些地方公安机关仍然将此作为刑事侦查立案的标准，进行立案和破案统计。检察机关制定的刑事立案标准也有许多与此相类似的规定，这类立案标准目前占有很大的比例。
有些标准将立案与追诉有机地结合起来，立案的标准就是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标准，该案件侦破后能够直接就此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可以称之为追诉标准。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01年4月18日颁布实施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 七十八、附则 １、本规定中“追诉”是指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活动”。
还有许多罪别没有明文规定立案的标准，只能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原则性规定进行评判了。如97年刑法典新增加的一些罪名。
这种规范紊乱的状况给我们当前刑事侦查立案、破案工作的质量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效应。由于标准不统一，造成在执行中各抒其词、各执其理，你执行你的规矩，我实施我的办法，各地刑事立案数的统计比较也就淡化了其本质意义，在无奈之中显现了立案统计工作具有玩数字游戏的色彩。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在刑事立案监督和被监督工作中也常常为此争论不休。



次起不分 混淆概念
在刑事执法实践中，我们经常用到“次”与“起”这两个量词。它们既有严格的区别又密切关联，有时出现了混用的现象，将犯罪嫌疑人作的每“次”案均单独立为一“起”刑事案件，增加了立案、破案的总数。《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对“次”的释义是：量词，指动作或事件重复出现的回数。对“起”的释义是：量词，义同“件、次”。这表明“次”和“起”在现代汉语中意义是相近的，有些场合两者可以通用。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起”不是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中所使用的概念，这是司法机关为了方便案件统计结合汉语日常用语习惯而引用的概念，由于这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缺乏法律意义上的明确性，所以对其理解差异的包容性很大。《刑法》中有关表示作案回数的“次”的规定有12处，即第153条、第201条、第263条、第264条、第265条、第301条、第318条、第321条、第328条、第347条、第358条、第383条。在刑事司法解释中使用的也很多，如：《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渎职侵权重特大案件标准（试行）》 “ 九、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 （一）重大案件 １、办理三次以上或者一次办理三人以上的； （二）特大案件 １、办理五次以上或者一次办理五人以上的。”
“起”只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在刑事司法中当犯罪嫌疑人作的一次或几次案所产生的法律事实符合刑事立案条件的，我们称之为一“起”刑事案件。从现在的法律规定看，“次”的内涵与外延当然地包含“起”的概念与外延。有的一次作案所产生的法律事实就符合立案条件，有的多次作案所产生的法律事实才符合立案要件，但无论是一次作案符合立一起刑事案件，还是多次作案符合立一起刑事案件都仅是量的换算问题，从本质上讲它们仍然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目前，有很多法律文书上叙述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多少“起”，除非其所指的每“起”案件都符合刑事案件的立案标准，否则，我们认为这种用法是不适当的，没能正确区分二者用法的不同之处，有害刑事执法的严肃性，应当统一使用“次”。
同时，这种“次”、“起”不分现象为破案的泡沫工程敞开了大门，造成了破案绝对数的大幅度上升，实际战果被人为地放大。



治刑不分 重刑轻行
治安、行政案件与刑事案件立案标准交叉,界限不明是当前刑事立案工作的又一重要特征。有时明知是治安、行政案件，侦破后不能仅就此案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但依据有关规定（侦查标准）将其立为了刑事案件。在盗窃案件立案工作中，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其他罪别如：诈骗、抢夺，在立案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出现这种“治”“刑”不分的现象的主要是受重刑事轻行政的传统侦查要求和观念影响造成的。将一些发案率比较高，群众反响大的治安行政案件立为刑事案件开展侦查，以提高对这些案件的打击力度。这样做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也人为地增加了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不能科学地反映出一时期的社会治安状况。实际上，将这些案件立为治案、行政案件以后，明确其为重点侦破打击的类别，这样做所产生的结果可能与将其立为刑事案件侦破所产生的结果没有多大的区别。
重刑事轻行政在信息化管理上也有明显的表现，很多地方只注重刑事案件的信息采集，实行微机化管理，对治安、行政案件却致之不顾，忽视了治安、行政案件与刑事案件之间因量的积累而发生的转化现象。例如：一犯罪嫌疑人连续作了多次盗窃案件，每次案件在案件未侦破之前只符合立治安案件的标准，但案件侦破后，由于是属犯罪的连续状态，累计数额已达到较大的标准，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又转化成了刑事案件。如果我们不注重将治安、行政案件的信息输入案件系统，直接会影响到串并案侦查工作的效能，在审查中只能跟着犯罪嫌疑人的交待走，打被动仗。有时因案件信息没有采集，办案人员不能及时掌握有关的证据，导致出现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定不了案，不能正常进入诉讼环节的局面。所以，改变当前“治刑不分，重刑轻行”的状况是规范立案操作，改进统计方法的迫切要求。



理论匮乏 缺乏共识
目前，在立案标准理论方面尚缺乏深入的研究。见诸报纸、刊物的理论探讨性文章不多，有关立案的规定和理论散见于检察院、公安的文件之中，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不利于公安机关本身的立案操作，也不利于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刑事执法中，公安、检察为立案监督问题各执其理的现象并不鲜见。
有些人认为：立案标准和量刑标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公安机关制订的各类立案标准应低于法院量刑标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立案标准与量刑标准既相区别又有联系这是正确的。立案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受理刑事案件时，经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决定启动的一个诉讼程序，标志着刑事案件侦查、审理活动的开始，属刑事诉讼法的范畴。立案标准作为立案的操作细则，其在总体上也属于刑事诉讼法的范畴。立案的结果在公安、检察环节是待破、破案和销案。追究刑事责任仅仅是立案的一个可能性的结果。量刑标准是人民法院以刑法典为主要依据，对各罪别的量刑档次，量刑幅度所作的具体规定或解释，属刑事实体法的范畴。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已成为现实。立案标准与量刑标准又有密切的联系。它们是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关系，从立案开始侦查到法院定罪量刑是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
公安立案标准应低于法院量刑标准的观点值得商榷。我们认为，侦查标准、追诉标准与量刑标准的下限应当有机地统一起来。侦查标准因与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相抵触，应逐步予以废止、修正。
“以人立案”和“以事立案”问题缺乏共识。公安机关主要采取以事立案的方式，很少以人立案。共同犯罪中有多名犯罪嫌疑人的往往只立一件刑事案件，一查到底，犯罪嫌疑人陆续归案的也同用一张《立案报告表》，不再另行立案。而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0年1月13日颁发的《人民检察院立案监督工作问题解答》（[2000]高检捕发第1号）中，以人立案的理念通贯全篇。从侦查角度和简化手续角度出发宜采取以事立案的方式。从立案监督的角度看，以人立案的方式又是必不可少的。怎样对这两种立案方式进行磨合，尚待进一步研究和商讨。



二、关于当前刑事立案工作的建议

现行有关刑事立案标准的司法解释、部委规章、厅局文件从总体上看有些多、旧、乱。这些文件当中有些已明文规定失效，有的虽尚未明文规定失效但与现行的刑法典、刑事司法解释明显相抵触实际上已失效，这两类在立案操作时不难甄别。但是，有的文件则让人难以掌握执行。说其有效，其和现行的刑事法律规定不甚切合；说其无效，其没有明文规定失效。这种状况不利于具体执行人员进行规范操作。建议尽快对现有的刑事立案文件进行整理。常见罪别，比如盗窃犯罪，可以先制订出规范的、可操作性强的立案标准，以后逐步完善，待条件成熟后再制订一部统一的立案标准。制定立案标准的难易程度固然受犯罪类型的影响，有些犯罪类型如危险犯，其立案的可量化程度小。但在我国刑法典分则中，结果犯、情节犯、数额数量犯所占的比例是比较大的。如，以数额或数量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罪名约占整个刑法典的12%。制定立案标准的空间还是比较宽裕的。建议：

1、在法律依据上，以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为总的指导原则，结合各罪别的相关立法、司法解释，以达到追诉的要求为基本的立案标准。

2、在法律事实上，以案源为立案的基本依据，即案件发生时的法律事实符合立刑事案件的标准的则立刑事案件，符合立治安、行政案件的则立治安、行政案件，不能人为地抬高或降低立案标准。例如：很多地方将盗窃数额未达到较大标准的治安案件也立为了刑事案件。对此，我们认为欠妥。因为这些案件没有犯罪事实，只有一般违法的事实，案件侦破后也不能就此案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这种做法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