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州市食品安全监管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安徽省宿州市人民政府
宿政发 〔2004〕 24号
关于印发宿州市食品安全监管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宿州市食品安全监管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宿州市人民政府
二○○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宿州市食品安全监管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保障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高效开展，强化地方政府及行政执法部门监管责任，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促进各级监管部门依法行政，根据《安徽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负责人，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有关部门负责人、监督检查执法人员和有关人员，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因故意或过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依据有关规定应予责任追究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食品安全监管责任追究，遵循以事实为依据，责任自负、过罚相当、处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和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及管理权限，负责追究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人的行政过错责任。必要时，由市政府责成有关部门调查核实，进行责任追究。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追究范围：
（一）在行政许可过程中，不符合法定条件而予以许可的；继续行使已经取消的许可权的；不按照规定公开许可的项目、依据、程序、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和结果的；违法收取抵押金、保证金和其他费用的；只收钱不办证的；其他违反许可工作规定，贻误许可工作或者损害许可申请人合法权益的。
（二）在行政检查过程中，未按法定职责实施检查的；不按法定程序、要求、规范实施检查的；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隐瞒、包庇、袒护、纵容而不予制止和纠正的；其他违反行政检查工作规定的。
（三）在实施强制执行措施中，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而不采取的；无法定依据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违反法定程序或者超过法定期限采取强制措施的；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其他违反行政强制执行的行为应当追究的。
（四）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和处罚的；违反法定程序进行处罚的；降低处罚幅度和种类，该重罚而轻罚，以罚款代替其他处罚的；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其他执法不严行为。
（五）举报食品生产经营违法行为不及时受理和调查的；对应当追究食品生产经营者责任的违法行为不进行处理的。
（六）填报、汇总食品安全监管信息、材料工作中，瞒报、迟报、谎报的；发生食物中毒、食品安全事故时，未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报告或者瞒报、谎报的。
（七）依据食品安全监管各部门制定的行政执法人员行为规范，应当追究监管责任的。
（八）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行为。
第六条 各级食品安全督查工作中，发现存在严重问题的，要根据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情况和情节，追究相应地区和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七条 食品安全监管责任追究方式分为：
（一）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二）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三）通报批评；
（四）诫勉；
（五）停职；
（六）给予行政处分；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
以上追究方式可以合并适用。
第八条 根据情节轻重、损害后果和影响大小，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分为一般责任、严重责任和特别严重责任，由有关行政机关会同人事、监察部门结合实际情况认定。
第九条 依据《行政监察法》、《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根据情节轻重、损害后果和影响大小，分清责任，分别给予有关责任人组织处理和行政处分。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严格责任追究到位：
（一）负有监管职能的同一分局、所辖区内一年发生一次食品安全责任的，必须追究相关人员及主要负责人责任。
（二）负有监管职能的同一分局、所辖区内一年发生二次食品安全监管责任的，除按前款规定追究责任外，必须追究县区相关监管职能部门业务科室负责人责任。
（三）县区同一监管职能部门一年发生三次以上食品安全监管责任的，必须追究该监管职能部门负责人责任。
（四）其他必须追究责任的按本办法其他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免于追究：
（一）主动发现其执法过错并及时纠正且未造成后果的；
（二）执法过错轻微的；
（三）因为行政管理相对人弄虚作假以及出现不可抗力等因素造成过错的；
（四）其他可以从轻或免予追究责任的情形。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追究，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索贿受贿、吃拿卡要、敲诈勒索情形的；
（二）一年内出现两次以上应予追究责任的；
（三）干扰、阻碍调查人员对其责任进行调查的；
（四）故意导致责任事故发生的；
（五）对政府或上级有关部门纠正其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拒不执行的；
（六）监管不到位导致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
第十三条 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可以依法对各级政府及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和相关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人员和有关人员的食品安全监管过错行为进行投诉、检举、控告。有关部门应自受到投诉、检举、控告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有事实依据的，应当及时受理，没有事实依据的，不予受理。
第十四条 行政机关在作出食品安全监管责任追究处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人的陈述和申辩。
第十五条 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作出处理决定的机关申请复核。
第十六条 对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受追究人的处理决定，报市监察机关和人事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食品安全责任追究的有关程序、时限、申请复核等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 法律、法规、规章对食品安全监管责任追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 本暂行办法由市监察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暂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社区监督”是否切实可行
张锋平
引言：
据11月2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清和街道实施“干部监督进社区”活动，在南昌社区将20多位处级以上干部的姓名、照片、所在单位与职务、家庭住址等信息在社区内公布，以便社区群众对这些干部的“8小时以外”进行监督。南昌社区的党委书记曲月媛说干部8小时之外大部分时间在社区，一些腐败现象也会发生在社区里，随着社区功能的日益完善，这里已成为另一个重要的反腐倡廉阵地，因此决定在南昌社区开展“党风廉政建设进社区”的试点。
争议观点：
那么领导干部接受社区的监督是否切实可行，是否就是防止干部腐败的一剂良药呢？针对此情此景，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可谓争议甚大。
赞成者认为“社区监督”切实可行，是防止干部的一剂良药，是在新时代下防止干部腐败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新举措。他们的理由是：1、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纪检部门的监督也需要群众的广泛参与，缺少群众参与的监督是不完整的，因此只要不是涉及个人隐私，这样的监督有利于群众及时发现问题和反映问题，对于制止和减少腐败行为是有其一定意义的；2、在一定意义上说，社区监督干部“8小时之外”的行为扩大了监督的主体，拓展了监督的时空，也丰富了监督的方式，将“8小时以内”和“8小时以外”的监督结合起来，将“单位表现”和“社区表现”结合起来进行监督，是对监督形式的一种有益尝试；3、“社区监督”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约束”氛围，有利于营造廉洁文化。
而反对者认为“社区监督”并不能有效的防止、抑制腐败现象的产生，也有可能侵犯干部的隐私权，导致干群关系的紧张，更可能给那些不法之徒提供了方便之门。
法理分析：
那么社区监督干部“8小时之外”是否可行呢？笔者认为，领导干部应暂缓进社区，“社区监督”存在严重的弊端，应暂缓推行。
所谓的“社区监督”，就是把干部的有关信息在社区里予以公布，以便于群众参与监督。让我们来看看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是如何让社区监督干部的。据报道，南昌社区对干部“8小时之外”的监督主要从5个方面进行：一是将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有关信息，这里的信息主要包括干部的姓名、照片、所在单位与职务、家庭住址等信息通过展板在社区内公开，在各栋居民楼设立举报箱，进行群众监督；二是成立干部家属助廉协会，进行家属监督；三是邻里监督；四是聘请社区监督员进行监督；五是由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进行监督。社区还规定领导干部“8小时工作以外”的行为规范“八不准”，其中包括不准用公款出入各种娱乐场所、不准参与社会赌博等非法活动、不准在任何场合耍特权以及不准奢侈浪费等。
从以上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朝阳区的领导干部为了能有效的抑制住腐败现象，可谓是费劲了心思，动员了干部的家属、邻居、人大代表、政协代表等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其出发点是好的，这个我们无须否定，但是其想问题的立足点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从法治的要求出发了呢？笔者认为朝阳区的作为有所欠缺。
法治社会的首要条件就是依法办事。众所周知，在法治社会中，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我们的一切行为只有在法制的框架内才能进行，但是，在此事件中，朝阳区的行为可以说不仅侵犯了干部的隐私权，也超出了法律规定的监督权限，更有学者指出这是对干部的一种歧视。
一、朝阳区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干部的隐私权。
隐私有个人私事、个人信息、个人领域三种基本形态。其中个人信息包括一个人的身高、体重、身体缺陷、健康状况、社会关系、肖像、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范围十分广泛。个人私事包括一切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活动，如日常生活、社会交往等。个人领域包括身体部位、行李、书包、日记等。
现代法治对普通公民的隐私采取绝对保护原则、对公众人物（如影星、球星等）隐私权采取相对保护原则，而对政府官员的隐私权采取最低限度保护原则。因为政府官员是社会公共事物的主持者和管理者，一举一动常常关系到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所以其隐私权应尽可能地向公众公开。
政府官员的隐私权是应受到一定限制，但政府官员仍应该享受一定的隐私权，在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度”的问题，我们要对政府官员的隐私权加以限制，但对其基本的隐私权仍不可随意剥夺。在本事件中，如果未经干部本人同意，而公布了其姓名、住址、照片、所在单位与所任职职务，尤其是公布其家庭住址的作法更值得商榷，这不仅是对官员隐私权的侵犯，而且也给那些不法之徒提供了方便，给那些找不着“庙门”的“上贡者”提供方便，为给官员的安危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
有人认为，作为人民的干部，理应接受人民的监督，无隐私权可言。我认为干部的隐私权是应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其财产状况等在一定情况下就得接受监督，就得说明来源，但是官员的正当的隐私权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正如行政法专家、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系主任王景斌所言：“‘8小时之外’是个人的私生活空间，除国家司法机关侦查需要外，个人隐私受法律保护，对干部也是如此。作为公众人物，个人隐私的空间要小一些，但并非所有公务人员、机关干部都是公众人物。” 同时，社区公开信息这一行为本身要依法。不能将他人所在单位、所任职务和家庭住址都公布出去。《宪法》保护公民的住宅权、休息权和隐私权，同时某些干部的身份也不宜公开，如刑警队、缉毒队队长，其本人及家属的安全需要保护。
二、朝阳区的做法超出了法律规定的监督权限，也是对干部的一种歧视。
政府机关只有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行使的权力才是正当、合法的行为，而作为政府权力的末梢，街道有监督自己干部的权限，但就社区而言，法律明确规定其性质是居民自治组织没有实体权力，因此社区监督住户干部超出权限。任何政府的权力只有在宪法、法律的授权范围内才能行使其正当的权力，而朝阳区作为一个社区，却行使起了监督干部的职权，请问其权力是谁授予的，是经过合法程序授予的么？
而且对于干部随意进行监督也是对干部的一种歧视行为，是对干部的一种不信任行为。从法律层面分析，发动群众监督干部的前提思想肯定是“先假定所有的干部都有腐败倾向”，这与“无罪推定”的法理相悖；国家应该注重培养人们尊重他人隐私的习惯，社会需要良性互动，需要人际间的彼此信任，只有社会信任度达到极其低下的程度，才会出现发动群众进行社会监控的管理做法。而这么做，无疑会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对建立全社会以信任为基础的良好人际关系产生巨大杀伤力，破坏良性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贻害深远。
三、盲目的依赖群众的监督只会增加监督的成本，并不能有效地抑制腐败行为。
先来看看现阶段我国的监督机制吧，现阶段对干部的监督主要有5个层面：一是侦查机关依法监督；二是纪检部门通过正当程序在法律权限内监督；三是人大、政协、政风行风监督员监督；四是媒体舆论监督；五是群众自愿协助政府监督，但这种群众监督要有严格限制，不能侵权。
而每一种监督都需要一定的成本才能使监督行为有效进行，侦查机关的监督需要资金，纪检部门也需要财政的支持。如果法治的成本太高，将有可能使人们不希望借助法治，而求助于制度建设，甚至人治，山扛爷、秋菊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如果法律能治理好那穷山沟，山扛爷他也不会被逮捕了。法治的成本只有低于人治的成本时，才能使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真正的作用。
群众监督在一定的情况下的确可行，但我们也应看到现阶段我国的法治尚没有达到那种“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群众的法治意识并不是很强，有时候还需道德加以制衡。尽管干部“8小时之外”大部分时间在社区，尽管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但某些干部要搞腐败交易，绝不会傻到在光天化日下进行，“社区监督”有可能流于形式，成为干部追求政绩的一项“面子”工程，却不能真正得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那种认为社区监督干部“8小时之外”的行为扩大了监督的主体，拓展了监督的时空，也丰富了监督的方式，将“8小时以内”和“8小时以外”的监督结合起来，将“单位表现”和“社区表现”结合起来进行监督，是对监督形式的一种有益尝试的看法，单纯得看到了群众在法治中的作用，却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未能看到现阶段我国的法治状况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是片面的，是不正确的。我们无法忽视群众在法治进程中的伟大作用，但也不能完全的依靠群众，要对群众监督进行限制，同时不能侵犯干部的隐私权。
四、从推行的实际效果看，“社区监督”并没有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更多的只是营造一种廉洁氛围的作用。
朝阳区从8月份公布干部信息以来，三个月来只接到了一个举报电话的事实，表明老百姓并没有真正得投入到监督干部的群体中来，更多的居民明确表示根本不认识干部本人，就是贴了照片，也无法有效监督，更多的认为是领导干部
抓政绩的一个“形象工程”罢了。居民不监督，所谓的“社区监督”又怎么能实际得发挥作用呢。
从根本上说，“社区监督”更多的只是想发挥更大的一个群体来监督干部，来塑造一个廉洁奉公的大环境而已。而要塑造这样的一个廉洁环境，关键在于我们的领导干部从自身抓起，抓好制度建设，抓好人员的录用制度，从源头上抓好，才是根本大计。我们应少搞“形象工程”，多做实事才是根本。
现阶段我国法治所必需的权利基础尚比较薄弱，缺乏强有力的自身监督机制，法治所必须的权利监督机制尚不完善，过于依赖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这是我国的不足之处，认识到了不足，就得想办法去改正不足，去提高自身。朝阳区勇于探索的做法是好的，但是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才是行之有效的长久之计，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只能靠法制，制度与法律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
法治之路漫漫，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我辈中人的不懈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