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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大连市监护治疗管理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2年11月4日大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 1992年11月28日辽宁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监护、治疗和管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大连市辖区内监护治疗和管理肇事肇祸精神病人。
第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做好对精神病人的治疗和管理工作。
市及县（市）、区公安机关负责会同卫生、民政部门加强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监护、治疗和管理。
各基层组织、企事业单位应加强对精神病人的管理，预防精神病人肇事肇祸。
第四条 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负责对精神病人的看管和医疗，保护其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权利，受法律保护。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致使精神病人肇事肇祸造成他人经济损失或人身伤害的，应依法承担责任。
第五条 本条例所称肇事精神病人，是指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较重后果的精神病人：
（一）殴打他人造成伤害的；
（二）寻衅滋事、侮辱妇女的；
（三）妨碍交通安全的；
（四）抢夺、损毁公私财物的；
（五）其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第六条 本条例所称肇祸精神病人，是指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精神病人：
（一）杀人、强奸、伤害等严重侵害他人人身权利的；
（二）放火、爆炸、投毒、破坏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
（三）以暴力等手段侵犯公私财产的；
（四）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其他违反刑法行为。
第七条 确认肇事肇祸精神病人，须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委托大连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组织鉴定。
受害人、肇事肇祸人及他们的监护人或近亲属对鉴定结论有异议的，可向公安机关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公安机关对鉴定结论有异议的，可以重新委托鉴定。
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徇私舞弊、故意作虚假鉴定的，应当追究法律责任。
第八条 经鉴定确认为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住所地在本市的，由大连市公安局批准，送安康医院监护治疗；住所地在外地的，由公安机关遣送回原住所地。
县（市）、区政府可在辖区内精神病医院设置安康病房，收治经大连市公安局批准的肇事肇祸精神病人。
第九条 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监护人、亲属和其所在单位及他人，应支持、配合公安机关和医院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进行监护治疗，不得到医院无理纠缠、寻衅滋事。
第十条 收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医院及其医护人员应尽职尽责，精心医治，不得有损害精神病人身心健康的行为。
第十一条 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经过监护治疗，基本治愈或病情明显缓解，并经过半年至三年的观察病情没有复发迹象的，或因患有其他严重疾病以及年老体弱已经丧失肇事肇祸能力的，由医院做出诊断，报市公安局批准，由其监护人或成年家属领回。没有正当理由拒不领回的，由住所
地公安机关责令监护人或成年家属领回。
第十二条 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治愈出院后，其监护人、近亲属应加强监护和继续进行巩固治疗，防止病情复发。
第十三条 肇祸精神病人出院后旧病复发，有可能再次肇祸的，其监护人、近亲属或所在单位应及时报告公安机关，经鉴定后送安康医院继续治疗。
第十四条 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在监护治疗期间的医疗费用，由大连市人民政府作出规定。
第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妨碍、阻挠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监护治疗，经教育不改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处罚。
第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歧视、侮辱、体罚、虐待或施以其他损害肇事肇祸精神病人身心健康行为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依法予以赔偿；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大连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条例自1992年12月17日起施行。



1992年11月28日
　　在我的阅读视野中，较早地提出“汉语法学”一词的是何勤华，当然，他赋予“汉语法学”的涵义或许与法理学界所探讨的“汉语法学”一词有所不同;接着便是许章润，他不但通过言语推进“汉语法学”的论述和圆润工作，而且通过行动推进汉语法学的研讨和增量。我将就汉语法学这一命题在修辞和逻辑之上进行探讨。

汉语法学的修辞

提到汉语法学，我们不得不面对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汉语法学是一个模糊的词汇。汉语法学这一词汇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还是一个能够给学人们以充分想象的词汇。二十年前，我曾看到过李晓明的《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一书，获知人类的新知或许就存在于对模糊性的深切面对和认真态度上。如何面对并解释模糊的对象、模糊的问题，是新知产生的必由之路。不能认真面对模糊问题，就无以实现知识的创新和增量。这对汉语法学这样一个问题的认知和克服而言，完全可以适用。

第二个问题，汉语法学的模糊性与诗性思维。对于模糊性问题，人们理解的基本方式是所谓诗性思维。关于诗性思维，维柯在他的《新科学》中有一个基本界定，那便是人类的儿童时期主观认知作用于客观对象的基本方式。不过如今我们人类已经摆脱了其儿童时代，但诗性思维不但没有终止，模糊性依然存在。而且我们在知识发现和创造过程中，正在不断地关注运用诗性思维来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大家或许都有如下深切的感受，我们这个时代既是一个越来越透明和清晰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越来越模糊和混沌的时代。这种时代特征，或许正是诗性思维能够在知识发现和创新中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因为在模糊和混沌面前，即使一位智者，也会返回到儿童心智时代。

但是，诗性思维是与我们笔下的战栗和激情相关联的，想想西人牛顿、马克思、尼采、叔本华等人笔下的那种近乎疯癫的激情表达。那么，汉语法学界有没有这种战栗和激情呢?或许我们在梁治平、江山、朱苏力、许章润、高鸿钧、舒国滢、魏敦友等法学家的笔下能领略到这一点，但放诸整个大陆法学界，这样诗性的法学文字还明显不够。

第三个问题:诗性思维与汉语法学的修辞。修辞是诗性思维的技术手段。各位知道，对于修辞，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其一是技术修辞，其二是本体(制度)修辞。在技术修辞层面，汉语法学的诗性思维特征必须借助具体的修辞格来表达，特别是摹状修辞、双关修辞和设问修辞，对汉语法学的论证而言尤为重要。而在本体修辞层面，则完全可以说无论汉语法学也罢，非汉语法学也罢，归根结底是我们人类思想对客观对象——人类之法律生活的诗性想象和诗性认知，是人类作为精神动物的存在方式，是每个人作为精神主体的构成机制。

正是如上三个问题，构成我对汉语法学命题的诗性解读和修辞评析。

汉语法学的逻辑

但是，要让汉语法学真正成长为足以被人认可的法学学术类型或流派，就不能停留在命题的模糊性、诗性和修辞水准上，这又给汉语法学的拓展提出了如下三个期待:

第一个期待:汉语法学要超越诗性思维和修辞。基尔凯戈尔曾讲:生命是超越逻辑的。尽管在人生的终极意义上讲，这是一个特别值得首肯的命题。但把这个命题置诸人类的规范生活领域，显然存在问题。我们能否修正一下这个命题?人生是超越于逻辑的，但又随时身处于逻辑中。汉语法学在对象上必须关注汉语世界的人民身置其中的规范生活。这种规范生活既面对诗性思维的修辞本体问题;也面对逻辑思维的理性本体问题。

第二个期待:寻求汉语法学的逻辑范畴。汉语法学作为一个命题，它的意向所指究竟是什么?在何种意义上，汉语法学的命题是成立的?汉语法学究竟是一种想象还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上述种种问题，都需要在逻辑上明晰汉语法学的命题、完善汉语法学的判断、圆润汉语法学的推论。但究竟如何明晰命题、完善判断并圆润推论，这是个需要汉语法学界的同仁们在知识发现、知识创新和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具体去阐发的问题。

第三个期待:汉语法学的事实期待。汉语法学命题能否成为学术事实，并且能否成为在世界法学体系中贡献卓著的一脉，不在于我们给它贴更多的标签，而在于汉语世界的法学家奉献出足以让世人侧目、欣赏并有逻辑说服力的法学成果。即便这些成果受到域外法学的深刻影响，但也应该在汉语世界法学家的思维加工下，获得中国乃至汉语世界的意蕴。更可期待的是，汉语世界的法学家，大都生活在汉语世界独特的生活大道和交往体系下。因之，在他们的知识发现和创造工作中，如何发现立基于中国国民日常规范生活的法学知识，把汉语世界的规范生活逻辑升华为汉语表达的理论逻辑，或许是汉语法学终能蔚为大观的关键所在。

如上三个期待，或许是把汉语法学命题纳入逻辑分析的必要举措。

汉语法学命题的发明，有着独特的内、外语境，也是一个在当下充满着诗性和修辞特征的命题。汉语法学的成长需要修辞、需要每个研究主体的个性体验和私人风格，需要让人一看文章，便知道这是郭氏风格的法学成果，那是马氏风格的法学论著。但是，法学毕竟不同于文学，它是公共理性的逻辑表达，因此，尽管汉语法学需要修辞和诗性想象，但不能过分依赖于修辞和诗性想象。在我看来，如何把汉语法学这个命题纳入严谨的逻辑中，或许是汉语法学成长的关键所系。

(作者为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