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鼓励外商投资若干政策规定》的通知
重庆市人民政府
渝府发〔2001〕14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鼓励外商投资若干政策规定》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贯彻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部署，促进我市经济发展，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务管理改善投资环境的决定》（市政府令第39号），市政府将原《重庆市鼓励外商投资若干优惠政策》（重府发〔1997〕15号）、《重庆市鼓励外商投资若干优惠政策补充规定》（渝府发〔1998〕43号）及《重庆市鼓励外商投资农业领域的若干优惠政策》（渝府发〔1997〕77号）汇集整理、修订，同时增加了上述文件出台后国家有关新政策，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有关新政策，制定了《重庆市鼓励外商投资若干政策规定》，并经2001年2月19日市政府第四十四次市长办公会审议原则通过。该规定与《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鼓励外商投资新增优惠政策的通知》（渝府发〔2000〕61号）、《重庆市外商投资企业用地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96号）以及《重庆市人民政府批转市国土房管局关于加强土地资源管理促进西部大开发意见的通知》（渝府发〔2001〕3号）等文件相匹配，形成了适应新的形势，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的一系列政策规定。现将《重庆市鼓励外商投资若干政策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年四月十七日
重庆市鼓励外商投资若干政策规定
一、投资领域（一）外商（含港、澳、台商，下同）及其在中国的投资企业在本市投资和经营，不受行业、控股比例、投资形式、经营类别和年限限制，但国家另有规定除外。鼓励外商在本市投资农业、水利、生态、交通、能源、市政、环保、矿产、旅游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项目，高新技术和传统企业改造项目，以及建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二、审批（二）外商独资和外商与非国有经济合资合作以及投资总额在3000万美元以下、且不需政府综合平衡建设条件、对环境不造成破坏的鼓励类项目，其可行性研究报告实行申报备案制；投资总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并符合前述条件的项目，其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并报批。投资总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不需要国家综合平衡，且符合国务院批准下发《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的鼓励类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规定的项目，其合营合同、企业章程由重庆市外经贸委审批，报外经贸部备案。三、工商登记（三）外商投资鼓励类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自行确定投资形式，并可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投资经营与上述设施相关联的其他企业或服务事业，实行综合经营。（四）支持内外资产相互转换、重组。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相互转换按变更登记处理，免收开业登记费。（五）重点项目和注册资本在2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其企业名称可使用行业中的大类或概括性的行业用语。外商购并内资企业可重新申请企业名称，或继续使用原企业名称。（六）外商以带资承包、租赁、参股等方式对内资企业投资，或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再合营或再投资开办新的法人企业，外资比例达到25%的，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四、税收（七）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其企业所得税减按24%的税率征收。其中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从获利年度起，第1-2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3-5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鼓励类和限制乙类项目及经国家批准的优势产业和优势项目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满后3年内，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属于技术、知识密集型项目，外商投资总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且回收投资时间长的项目以及能源、交通、港口建设的项目，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企业所得税减按15%的税率征收。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重庆北部新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被认定为高新技术的外商投资企业，其企业所得税减按15%的税率征收，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经当地税务机关批准，从获利年度起，第1-2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先进技术企业在依照有关规定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仍为先进技术企业的，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延长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减半后企业所得税税率低于10%的，按10%征收企业所得税。（八）外商投资的产品出口企业在国家规定减免税期满后，其出口产品产值占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的年度，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九）对新办的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等外商投资企业，企业所得税实行2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十）外资金融机构的外商投入资本或分行由总行拨付营运资金超过1000万美元且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经税务机关批准，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从获利年度起，第1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2年和第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十一）未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外国企业，其来源于我市的股息、利息、租金以及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均减按10%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十二）外商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于该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投资开办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40%的税款；再投资举办、扩建产品出口企业或者先进技术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全部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十三）外商投资企业利用荒山、荒坡、荒土（即生荒地）、荒水从事农业科技开发项目和生态农业建设项目，从取得收入的当年起免征农业税5年；开发应税农业特产品，从取得收入的当年起免征10年农业特产税。（十四）从事农业开发的外商投资企业，在规定的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经税务机关批准，在10年内按应纳税额减征15%-30%的企业所得税。（十五）对尚未确定使用权的未利用土地进行开发的外商投资企业，从取得收入的当年起免征5年农业税或免征10年农业特产税。（十六）对符合中西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利用外资优势产业和优势项目目录的外商投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或者在投资总额外利用自有资金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自用设备及其配套的技术、配件、备件的，按《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国发〔1997〕37号）的规定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十七）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免缴地方所得税。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非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1至2年免缴地方所得税，第3至5年减半征收地方所得税。五、国土资源和房产（十八）外商投资企业运用高新技术开发尚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荒山、荒坡、荒土（即生荒地）、荒水，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发展优质农产品的，可以拍卖、租赁等方式取得50年以内的使用权。（十九）外商投资企业从事农业开发及电站、机场、公路、桥梁、港口、码头、水厂（不含管网部分）、水利、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并以有偿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执行该宗土地级别最低地价。经市人民政府批准也可将应收土地收益的50%挂帐，自批准用地之日起6年内付清。涉及新增用地的，按照法定标准下限收取耕地开垦费；以行政划拨方式供地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二十）从事高等级公路、港口、码头建设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享有取得公路沿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房地产开发、经营服务设施、从事公路水路运输的优先权。（二十一）外商以合资、合作等形式兴办的生产企业，在不改变中方投资主体前提下，经有审批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可作为国家股本金注入该企业。（二十二）外商投资企业从事经济适用房、广厦工程建设的，享受内资企业的同等待遇。（二十三）中方企业产权或经营权被境外法人承租并注销中方企业法人资格的，其划拨土地使用权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收回，依照土地审批权限出让或划拨给承租企业使用，由承租方按规定向政府缴纳土地有偿使用费或场地使用费。保留中方企业法人资格的全员承租或只租赁中方企业生产经营权的，其土地使用权除按前款规定办理外，也可经有审批权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由中方企业出租给承租方，由出租方（或合同约定方）缴纳场地使用费。（二十四）外商投资企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其场地使用费减半征收。其中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和科技、教育、卫生事业，电站、机场、公路、桥梁、港口、码头、水厂（不含管网部分）、水利、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免缴场地使用费。外商投资企业从事地质矿产资源勘查临时用地的，在6个月内免缴场地使用费。（二十五）外商投资企业获得产品出口企业或先进技术企业证书，其场（土）地使用费从批准用地之日起免缴3年。（二十六）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和省级贫困地区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免缴场（土）地使用费。（二十七）外商兼并、改造破产企业、困难企业的，在办理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时，免收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费。（二十八）鼓励外商（外国企业及其在我国设立的办事处、代表处），按照《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规定，投资勘查开采非油气矿产资源；允许外商以独资或者以与中方合作的方式进行非油气矿产资源风险勘探。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地质调查的，对其调查区域内发现的尚未设置矿业权的矿产地或重要找矿线索区块，优先取得探矿权。（二十九）外商对其投资勘查并探明的矿产资源，优先取得采矿权，国家禁止勘查开采的除外。允许外商以先进技术或设备参股从事非油气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外商可以购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非油气矿产资源探矿权、采矿权；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非油气矿产资源探矿权、采矿权可以依法转让。（三十）外商可以按《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规定，与内资企业平等竞争，并以招标投标或拍卖等竞争性方式有偿取得矿业权。（三十一）外商投资企业勘查、开采矿产资源，除享受国家和本市有关税费优惠外，还可享受以下优惠： 1．勘查、开采非油气矿产资源的，免缴矿业权使用费1年、减半缴纳2年； 2．开采《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鼓励类非油气矿产资源的，免缴矿产资源补偿费5年； 3．开采回收非油气矿产资源主矿种以外的共、伴生矿的，减半缴纳共、伴生矿的矿产资源补偿费； 4．利用尾矿的，免缴矿产资源补偿费； 5．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使国内现有技术难以开发利用的矿产资源得到开发利用的，减半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3年； 6．通过技术投入使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率高于原设计水平或者国家标准的，减半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3年。对高于原设计水平或者国家标准多开采出的矿产品部分，免缴矿产资源补偿费； 7．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和省级贫困地区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5年内免缴矿业权使用费，并减半缴纳场地使用费和地方留成部分的矿产资源补偿费； 8．因不可抗力引起年度亏损的，可延期缴纳亏损年度的矿产资源补偿费，亦可酌情减收亏损年度50%以下的矿业权使用费； 9．在划定的勘查区域内，探明可供开采的矿产资源的地质勘查费用，可作为递延资产从矿产进入开发后的第1年起，5年分期于税前摊销；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少于10年的，在2年内分期于税前摊销。矿产开采过程中发生的勘探费用，计入生产成本； 10．自矿床进入开采阶段，经税务机关批准，可以加速固定资产折旧； 11．勘查、开采国家出资形成矿产地的，其应缴纳的矿业权价款按评估确认值的70%缴纳，也可分期缴纳。六、外汇管理和信贷（三十二）外商投资企业经国家外汇管理局重庆外汇管理部（以下简称重庆外汇管理部）批准，可在有权经营外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开立外汇帐户。（三十三）境外法人或自然人为筹建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境外法人或自然人的名义凭投资意向书和汇款凭证向重庆外汇管理部申请开立临时外汇帐户，用以存放前期投资款。因特殊需要，该帐户可申请延期使用。（三十四）外商从外商投资企业所获利润、股息和红利以及外籍、港、澳、台员工工资及其他正当收益的汇出，可持董事会决议、税务证明及相关材料，从其外汇帐户中支付或到指定银行兑付。（三十五）外商从外商投资企业所获利润为人民币的，经重庆外汇管理部核实，可进行人民币利润再投资，视同外资。外商从其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因清算、股权转让及先行收回投资所得的人民币资金在境内再投资也视同外资。（三十六）对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生产所需部分流动资金，我市银行按国内出口生产企业同等对待。（三十七）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外汇向境内中资银行质押获得人民币贷款，也可向境内中资银行申请外资银行担保项下人民币贷款。七、物资进出口（三十八）生产出口产品的外商投资企业，经海关总署批准，可设立公共保税仓库或保税工厂；经主管地海关批准，可设立备料保税仓库。 (三十九)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和外商投资企业共同对进口设备实施检验的，以及对外商投资的资源开发、电站、机场、公路、桥梁、港口、码头、高科技产业、环保产业及出口额达到当年总产值50%以上的企业的进口设备实施检验的，其检验费用按国家规定标准的50%计收。按此计算，检验费用一次超过5000元的部分减按80%计收。（四十）外商投资项目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和限制乙类的，其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除《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所列商品外，免征海关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四十一）加工贸易为复出口项目进口所需不作价设备予以免税；进口生产出口产品所需原辅材料，海关予以保税。外商投资企业自营产品出口免征出口关税。（四十二）外商投资企业以投资总额内的资金进口财产，办理价值鉴定时，其财产价值100万美元至500万美元的，鉴定费减按2.5‰计收；500万美元至1000万美元的，鉴定费减按2‰计收；1000万美元至1亿美元的，鉴定费减按1‰计收。按此计算，鉴定费1次超过5000元人民币的部分减按80%计收。（四十三）允许外商投资企业自行组织其生产产品出口。其中涉及出口配额或出口许可证的，由企业向有关部门申请解决；属于专营产品的，由有经营权的部门收购或代理出口；委托外贸公司代理出口的，除按协议交纳代理费外，外汇收入全部留给生产企业，用于发展生产。（四十四）外商投资企业进口自用、属于配额管理且为生产所需的物资，指标安排与本市内资企业同等对待。（四十五）外商投资企业进口种子、种苗、种畜、饲料、动植物保护药物，经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和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疫后，除国家规定外，免领进口许可证，由海关监管，凭企业进出口合同验放。（四十六）外商投资农业企业进口本企业生产所需的耕作、种植、养殖及农产品加工设备及其配件和技术，以及外方常驻人员进口合理数量的自用物品，除国家规定的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八、人事劳动（四十七）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到外商投资企业工作，允许其依法流动。（四十八）在外商投资企业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受身份、地域、岗位和资历限制，均可申报评审（或报考）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其中业绩贡献突出者，可根据我市有关破格评审推荐条件申报评定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四十九）外商投资企业调入（转入）或借调不同所有制单位的员工，与内资企业同等对待。（五十）外商投资企业依法面向社会招聘员工，可委托服务机构进行；聘用对象由企业自主确定，人事、劳动部门优先予以办理有关手续。除接受委托的服务机构按规定收取有关中介服务费外，人事、劳动部门不再收取任何管理费。（五十一）外商投资企业在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就业证》时，免收手续费和外国人就业服务管理费。（五十二）外商投资企业招聘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和研究生，可直接与大中专院校联系，也可委托政府人事部门所属人才交流机构代理招聘，并办理相关手续。九、开发性移民（五十三）外商投资企业对三峡工程库区移民搬迁企业的收购、兼并、合资、合作，视同移民搬迁企业。（五十四）外商投资三峡工程库区交通、能源、通信、环保等设施建设，除享受恢复建设部分的优惠政策外，对于扩大部分也享受同等优惠。对恢复建设后的设施出卖一定年限使用权的，优先拨付移民补偿资金。十、其它（五十五）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内外销比例除国家有特殊规定之外，由企业自行确定。（五十六）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水、电、气供应和自用汽车及自带汽车的养路费收费，与内资企业同等对待。（五十七）外商投资企业改造困难企业并全员接收安置企业员工的，经市政府批准免缴场（土）地使用费。（五十八）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方人员，根据合同规定需要长期居留的，在公安机关办理手续。外商独资或外商与非国有经济合资合作企业的中方人员因商务活动出国（境），向市公安局申办证照；其余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人员因商务活动出国（境），向市外办申办证照。（五十九）外商在少数民族地方、国家和省级贫困地方投资农业开发项目享受少数民族地方和贫困地方的优惠政策。（六十）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重庆市鼓励外商投资若干优惠政策》（重府发〔1997〕15号）、《重庆市鼓励外商投资若干优惠政策补充规定》（渝府发〔1998〕43号）及《重庆市鼓励外商投资农业领域的若干优惠政策》（渝府发〔1997〕77号）即行废止。
走出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实践迷思
------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欧锦雄
内容摘要 张明楷教授主张，在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上均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他提倡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运用多种犯罪构成理论解决定罪问题。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必将带来严重的危害。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为了减少或杜绝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对司法实践的负面影响，我国宜在刑法典总则里明确规定犯罪构成的概念、构成诸要素和犯罪认定规则体系。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应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让完善后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上升到具有法律效力的定罪体系的地位。
关键词：刑事司法实践、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一元化、刑法典、司法解释
犯罪构成理论是具有高度实践品位的应用理论，是关系到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的重大理论。在刑事司法实践各诉讼环节中，人们需要经常运用犯罪构成理论解决定罪问题。当前，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通说是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然而，张明楷教授对犯罪构成四要件说一统中国大陆刑法领域的状况进行了批评，他倡导在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上让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 对此，笔者持有异议。笔者认为，在学术层面上倡导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若让犯罪构成理论的运用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就可能给中国刑事司法实践带来重大的危害。在笔者看来，犯罪构成理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多元化将破坏民主法治和导致定罪混乱，使刑法的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功能得不到实现。
一、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内涵
当前，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犯罪构成理论主要有三种：（1）以俄罗斯、中国为代表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2）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犯罪成立三阶层论，（3）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犯罪构成双层次理论。法国犯罪构成二元论（即“行为一行为人”二元理论）也具有一定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法学者对犯罪构成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随着大量外国刑法学论著的翻译和出版，以及大量在外国留学的刑法学者学成归来，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研究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一些刑法学者对我国居于通说地位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进行了批判，提出了许许多多改革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主张和方案。有人提出对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推倒重来”并以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取而代之，有人主张引进英美犯罪构成双层论理论，有人推崇法国犯罪构成二元论，还有许多人创建了自己的犯罪构成理论，例如，周光权教授提出了“周氏三阶层论”，曲新久教授等诸多专家学者也构建了各自的犯罪构成理论。在一些学者对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进行猛烈批判的同时，许多学者也在为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进行辩护。
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张明楷教授于2010年在《中外法学》（2010年第1期）发表了《构建犯罪论体系的方法论》一文。张明楷教授在文中主张，我国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这一理论主张引起了刑法学界的关注，并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张明楷教授认为，在现代国家,多元的犯罪论体系并存,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试图改变一元犯罪论体系独存局面的观点与做法,并不存在过错。学术自由的结局,必然导致一元犯罪论体系独存的局面不复存在。多元的犯罪论体系并存,是令人欣慰的现象。我们没有必要动辄要求在犯罪论体系上形成共识,动辄期待学者形成一致意见,多元的犯罪论体系并存,反而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与繁荣。 在这里，张明楷教授主张在学术研究上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张明楷教授也推崇在司法实践上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他认为，“多元的犯罪论体系并存反而有利于司法工作人员认定犯罪。在就同一问题出现了各种观点的场合,司法工作人员为了使自己办理的案件获得公平正义的结论,会权衡各种观点的利弊,从而对不同观点做出取舍。各位刑法学者的观点,如同超市里的商品,司法工作人员需要什么就取什么(而且是免费的)。‘在某些场合,以不同的体系看问题,还能够明确事物的不同侧面。’所以,多元的犯罪论体系并存,反而有利于刑事司法。” 综上所述，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内涵主要包括两方面：（1）在学术研究上的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2）在司法实践上的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
犯罪构成理论在理论上进行激烈的争论，这有助于深化犯罪构成理论的研究，为建构科学犯罪构成理论提供诸多可供参考的理论知识。因此，犯罪构成理论在理论研究上“百花齐花，百家争鸣”（即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目前我国刑法学界所提倡的数量众多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否均可直接在刑事司法实践予以运用呢？法官、检察官、律师可否根据自己的需要在诉讼各个环节运用各种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来论述自己的定罪主张，甚至确定定罪与否呢？换言之，我国在司法实践上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是否具有妥当性？
二、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实践迷思
犯罪构成理论在理论研究上标新立异是法学研究的必然结果，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犯罪构成理论一旦进入刑事司法实践领域，其运用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重大事情了，因为犯罪构成理论在实践上的运用会影响到对行为的定罪与否，会影响到对人的生死予夺，会影响到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若鼓励、推动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必将导致诸多实践迷思。
迷思之一是，每一个犯罪构成理论与我国刑法典均相匹配吗？均具有科学性吗？犯罪构成理论是以刑法典为根据来阐释犯罪成立与否的理论，因此，科学的犯罪构成理论应该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应与本国刑法典相匹配，且应具有逻辑性和易操作性。我国刑法学者主张全盘引进的国外犯罪构成理论以及自主创建的犯罪构成理论，至少有数十种之多，每一种犯罪构成理论是否均与我国刑法典相匹配，均具有科学性？谁才有权鉴定哪一犯罪构成理论的对与错？好与坏？
迷思之二是，在我国刑法学者主张的数以十计的犯罪构成理论里，存在着对同一案件因适用不同犯罪构成理论而得出不同结论的情况，这时，应以哪一犯罪构成理论为准？例如，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存在着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和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如无期待可能性），依这一理论，行为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且社会危害性较大也可以超法规事由对行为人出罪、免责，而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在出罪上要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在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四要件且在社会危害性严重时，若法律无免罪免责的特别规定，行为是不能出罪、不能免责的。在这一情况下，应以哪一犯罪构成理论为标准来考虑定罪与否呢？
迷思之三是，在法庭审理中，每一诉讼主体运用截然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否会引起思维的混乱？在法庭审理中若鼓励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检察官以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指控，律师以英美犯罪构成双层次理论辩护，被害人的代理人以法国犯罪构成二元论控诉，而法官以德日犯罪三阶层论或四阶层论判决。在一个法庭审理中出现如此众多的犯罪构成理论，各诉讼主体在各种概念和各种理论转换中其思维难道均能清晰地泰然处之？
迷思之四是，法官、检察官或律师在办理不同案件时可否根据自身诉讼目的的需要分别选择有利于己方的犯罪构成理论？例如，由于有些犯罪构成理论对同一案件会得出不同结论，因此，法官在同一类基本一致的案件中，可否在这个案件中适用这种犯罪构成理论判决，而在另一个案件中则采用另一种犯罪构成理论判决？且结论也可不相同？若此，司法权威是否仍存在？
迷思之五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法律职业者是否均有能力娴熟地掌握这数量繁多的犯罪构成理论？犯罪构成理论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运用的理论，各法律职业者均应娴熟掌握这种理论才能在控辩审过程中实现民主的法治对话，最终实现刑事审判的正义。然而，面对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复杂局面，每一个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是否均具有超凡的智力和精力去娴熟地掌握这五花八门的犯罪构成理论呢？
迷思之六是，面对犯罪构成多元化的迷局，被告人无所适从，不知如何辩护，广大民众则无法进行民主监督，这是否会破坏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呢？现代民主法治要求，被告人应有自我辩护的权利，让自己知道为何被定罪，现代民主法治还要求审判公开，让广大民众监督法庭审判是否正义。因智力以及专业所限，绝大多数被告人以及广大民众绝不可能掌握这数不胜数的犯罪构成理论。鼓吹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实行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这无异于剥夺被告人的自我辩护权利，无异于剥夺广大民众监督的权利。这是否符合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呢？
三、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多重危害
由于价值取向的不同、刑法典匹配性的不同以及其他特殊原因，致使一些犯罪构成理论在定罪上出现冲突（主要是定罪与不定罪的冲突）。因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若推崇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将会导致定罪的困惑。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会在诉讼过程中对各诉讼主体产生负面影响，会使刑事诉讼受到重大冲击，其办案质量将大受影响。可以说，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必将带来严重的危害。
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违背了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现代民主法治强调，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应具有充分的辩护权利，其中包括自我辩护的权利，此外，被告人还应具有知悉自己的行为为何被定罪的权利。在现代民主法治里，广大民众有参与法治过程的权利，刑事审判公开原则的确立是民主法治的重要方面，广大民众在公开的刑事审判中可以监督其诉讼程序和实体判决结果是否合法，是否正义。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会使法庭调查、辩论、判决等环节出现多种多样的概念、多种多样的理论、多种多样的分析论述方法。在概念理论的混乱迷局中，被告人无法实现自我辩护权和被定罪的知情权，广大民众也无法实现民主监督权，从而破坏了现代民主法治的诉讼制度。
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会导致定罪混乱，从而可能破坏法治的统一。由于在数量众多的犯罪构成理论里，存在着对同一案件可能得出不同定罪结论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犯罪构成理论，因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情节基本相同的同一种案件，这个法官依这种犯罪构成理论认定有罪，那个法这官依那种犯罪构成理论不予定罪，定罪的混乱必将破坏司法统一性，从而削弱了司法的权威。
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会混淆视听，使控辩的针对性不强，最终导致审判质量不高。在法庭上一旦出现犯罪构成理论运用多元化的局面，势必引起多种多样的概念、理论的对撞，同词异义或同义异词的现象将时常出现，因理解的不同，必将出现诸多无谓的辩论。由于各诉讼主体未必均掌握各种犯罪构成的理论的内容，对于对方所言何物也未必清楚，甚至可能出现“牛头不对马嘴”的荒唐辩论，若此，诉讼质量将大打折扣。
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会破坏司法权威，导致累讼的出现，同时，会影响罪犯的改造质量。由于不同犯罪构成理论对同一案件可能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由于被告人及其亲属在诉讼各环节各主体运用多种犯罪构成理论的混乱局面下无法懂得被定罪的道理，因此，即使判决公正，也会上诉以及申诉。在判决生效后，罪犯在劳动改造中也不会服判，从而影响改造质量。
四、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实践迷局的破解
张明楷教授之所以会提出犯罪构成理论在司法实践上也应多元化的错误主张，是因为他忽视了对犯罪构成理论建立目的的深入思考。为了更好地破解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实践迷局，首先应明确建立犯罪构成理论的目的。
犯罪构成理论是指认定某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理论体系，或者说它是阐明犯罪成立的标准和规格的理论体系。在刑事诉讼的侦查、起诉、审判和刑事执行等环节，犯罪构成理论为各有关机关及其相关人员所运用，被告人也可运用犯罪构成理论为自己辩护，民众也可运用犯罪构成理论评价、监督审判的公正性。刑事审判的民主性决定了犯罪构成理论应具有通俗化、大众化的特性。
基于上述，笔者认为，建立犯罪构成理论的总目的是，确保对有罪的人准确地依法定罪以及确保无罪的人不被定罪，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权。具体而言，建立犯罪构成理论的具体目的有三：
1．为司法人员及其他法律工作者提供一个阐明犯罪成立的标准和规格的理论工具，以保证对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准确定罪，让无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受到冤枉的判决。
2．为被告人提供一个辩护自己无罪或构成轻罪或真正认知自己已构成犯罪的辩护理论工具，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或认罪服法。
3．为广大民众监督审判是否具有公正性提供一个理论分析工具，以实现真正的民主法治。
从建立犯罪构成理论的目的可知，在司法实践中，犯罪构成理论并非多多益善，相反，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对刑事司法实践具有严重的危害。笔者认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即在刑事司法实践各诉讼环节各诉讼主体均只能运用同一种犯罪构成理论分析，辩论或确定定罪问题。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是实现前述犯罪构成理论建立目的和破解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实践迷局的最佳选择。当然，我们所选定的这一犯罪构成理论必须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与我国刑法规定相匹配的、具有简单、易操作特性的科学犯罪构成理论。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实行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可以克服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种种弊端，它可以让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让广大民众实现刑事审判的民主监督权，这符合现化民主法治精神。它可以避免因运用不同犯罪构成理论而出现定罪的混乱，实现司法的统一性，有利于树立司法权威。它可以使法庭上各诉讼主体运用同样的法言法语，提高控辩效果和审判质量。它还可以克服犯罪构成多元化所带来的累讼及罪犯改造质量问题。
目前，我国刑法学者主张引进的或创建的犯罪构成理论多种多样。既然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就必须选择一个最佳的犯罪构成理论作为司法实践中唯一选择的理论。笔者认为，犯罪构成理论是判定犯罪是否成立的理论，因此，这一最佳犯罪构成理论应具备以下条件：（1）这一犯罪构成理论已将所有构成犯罪的要素囊括其中；（2）这一犯罪构成理论将所有构成犯罪的要素根据定罪的思维和按一定逻辑进行排列组合，形成了一个合理的体系；（3）这一犯罪构成理论简单易学，且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它是一种平民化的犯罪构成理论，它体现了现代民主法治精神。（4）与我国刑法规定相匹配。
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认为，犯罪构成由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和犯罪主体四要件组成。从总体上看，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基本符合上述条件，但是，它也存在着一些欠缺，尚需进一步完善。
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继承苏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苏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则是在十九世纪初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Feuerbach）的构成要件理论基础上发展的。自我国1979年刑法典颁布实施后至今，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一直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居主导地位。我国以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为核心而形成的中国刑法学已成为中国刑法教义学。三十多年的刑事司法实践证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简单易学，具有较强操作性，且具有较强科学性，并与我国刑法规定相匹配。为此，笔者认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所提倡的一元化犯罪构成理论依然应是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当然，对于这一理论所存在的缺陷应适度改造，以便使其更具科学性。笔者认为，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综合社会危害性未达到犯罪程度而不入罪的情形还不能较科学地以这一理论予以解释。例如，甲盗窃其母亲5000元，并挥霍了。这种亲属间的盗窃在实践中一般不定罪。但其行为已符合犯罪构成四要件，这如何以犯罪构成四要件说解释？（2）对于具备免罪事由而不能宣告该行为为犯罪行为的情形，犯罪构成四要件说也不能较好地解释。例如：我国刑法第241条第6款就规定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免罪事由，它是这样规定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当收买人的行为符合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时，如果因具备上述免罪事由而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就意味着行为人被免予有罪宣告和免去刑罚。对于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的前述缺陷，可以通过适度改造后予以完善。
五、杜绝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刚性路径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危害是巨大的，而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是刑事司法实践的理性选择。然而，犯罪构成理论属于理论范畴，它对人们无法律约束力，从理论上说，人们可以根据自已的爱好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运用任何一种犯罪构成理论来阐释法律或定罪。为了减少或杜绝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对司法实践的负面影响，我国宜采取一定的方法让刑事司法实践走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之路。
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构成某种犯罪所必需的主客观要件的有机整体。由于每一种犯罪的犯罪构成是由刑法规定的，而所谓刑法规定包括刑法分则规定和刑法总则规定。刑法分则规定的是某种犯罪的犯罪构成中的特殊构成要件，刑法总则规定的是各种犯罪的犯罪构成中的共同条件。只有把刑法分则规定和刑法总则规定综合起来，才能准确地把握每一种犯罪的犯罪构成。例如，《刑法》分则第234条对故意伤害罪是这样规定的：“故意伤害的，处……。”故意伤害罪的犯罪构成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1、刑法分则第234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包括下列要素：（1）伤害行为；（2）主观上是故意的，（3）侵犯了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他人健康权。2、刑法总则规定了普遍适用的要件：达到法定年龄，具有责任能力。这些要件结合起来，就构成了故意伤害罪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是以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为基础建立的，由于每一种犯罪的犯罪构成是由刑法分则规定和刑法总则规定两部分组合而成，而刑法又没有明确规定一个完整的犯罪构成具体应包括哪些要素，也没有明确规定各个构成要素应按什么顺序排列组合，所以，导致犯罪构成理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简言之，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一个完整的犯罪构成具体应包括哪些要素，也没有明确规定各个构成要素应按什么顺序排列组合（即没有明文规定犯罪认定规则体系）。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犯罪概念明确化，犯罪构成及犯罪认定规则体系当然也应明确化。只有这样，司法人员、被告人和广大民众才可清晰地理解和预知犯罪的界限及定罪规矩。因此，在刑法典总则里明确规定犯罪构成的概念、构成诸要素之和以及犯罪认定规则体系，这是确保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的重要基础。在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说里，犯罪客体中所体现的“法益”要素、犯罪客观要件中的“危害行为”等要素、犯罪主体中的“故意”或“过失”要素、犯罪主体中的“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等要素，以及“社会危害性”（法益受侵害性）等要素是犯罪成立的必备要素，它们均可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要素在立法中予以规定，同时，对于免罪事由在犯罪认定规则体系体系中的位置也可在立法中予以明确规定。一旦犯罪构成立法化，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在适度改造后即可成为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一元化理论。
在刑法典总则里明确规定了犯罪构成的概念、构成要素和犯罪认定规则体系可以减少犯罪构成理论的纷争，并为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打下坚实的法律基础。但是，由于立法的简约性，前述立法还不足以确保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的全面实现。在刑事司法实践领域，犯罪构成理论具有巨大的作用，它甚至可以剥夺人的生命，因此，为了最终实现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让最具科学性的犯罪构成理论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唯一选择，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应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让完善后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上升到具有法律效力的定罪体系的地位。
目前全国司法统一考试是普选法律职业工作者的必由之路。因此，全国司法统一考试已成为全国法律实务教育的指挥棒。为了保证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实现，全国司法统一考试的考试大纲及必需的参考书应明确确定居于通说地位的、经适度完善的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的权威地位。
六、结论
犯罪构成理论的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的推广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学术研究需要学术自由，学术自由必然导致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局面，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局面的形成说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在学术上的发展和繁荣。可见，在学术研究上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是合理的。然而，犯罪构成理论在司法实践中推广则是一个凝重的严肃问题，犯罪构成理论是具有高度实践品质的理论，它关系至对人的生死予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倘若在诉讼各个环节里任由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任由司法官们自行其是，那么，刑事司法实践将出现难以预料的混乱迷局，并影响刑法适用的准确性和权威性。这不利于实现刑法的人权保护和社会保障功能。由此观之，刑事司法实践局面上，张明楷教授所倡导的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观点是不妥当的。我国应杜绝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混乱局面，理性地营造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的实践格局。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一直是我国居于通说地位的犯罪构成理论，数十年的刑事司法实践证明，这一理论简单易学，操作性强，并具有较高科学性，它是一种完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并适合刑事司法实践要求的犯罪构成理论。今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仍应坚持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作为主导理论，并通过适度的科学改造，让其发挥勃勃生机。
